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文化是反映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维度，是民族精神得以传承延续的核心基石。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精神层面的构造，文化构建的内在结构表现出主体性、多样性和主导性相统一的自觉状态，呈现出物质、政治和精神三个层次，对以物质生产为经济基础的共同体具有统摄功能、超越功能和再生产功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为建立合理的国际秩序与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独特的中国智慧，拓展了文明交流与互鉴的渠道，有利于在尊重不同文化差异基础上发掘共同的价值目标，有利于在多维度的人文合作中增进不同国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性认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通过推动不同文化主体之间的相互扶持，不断开拓促进世界文明共同繁荣的交流空间，塑造全新的世界文明体以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挑战，最终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构建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共识的达成。
一、内涵：主体性、多样性和主导性的融合
文化构建是一项富有弹性且较为隐性的工程。从历时态的视角来看，文化构建体现为本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接轨与融合，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构建的目的在于实现传统文化的现实化和时代化；从共时态的视角来看，文化构建体现为本国文化在面临外来文化冲击时的应对和发展，在传承国内传统文化与迎接外来文明冲击的理论交错中，在多元文化交互并存的基础上以文化互鉴替代文明冲突，指明未来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在多元国家文化形态进步的共同诉求语境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展现为主体性、多样性和主导性相统一的自觉状态。
文化主体性是传承本国文化、延续民族精神和融入世界文明舞台的理论前提，集中体现了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发展程度，是展现民族文化自信心强弱的标志之一。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吸收借鉴前人关于文化构建的思想基础上提出了“文化主体性”概念，即“对现代化的‘自主的适应’”，体现了文化构建过程与现代化进程的有机统一。所谓“自主的适应”，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通过挖掘本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契合要素，以开放、包容的价值理念将文化的共通因素融入人类文明进步的核心主题中，依据自身的基础实现文化构建。第二，当本国文化无法找到与现代性相契合的要素时，则需要在应对冲击与挑战中以互通互鉴的文化交流理念主动学习外来文化的资源优势，在互动中批判性吸收和借鉴外来文化以实现重建。然而，文化主体性体现为主动或被动“适应”现代化的过程，其首要前提是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坚定文化自信与坚守文化根基是文化构建统一过程的两个渐行渐盛的方面，一个国家或民族只有对其文化秉持自觉与自信的态度，才能扎根自身生长的文化沃土以守护其在世界多元文化交流中的主体性地位，从而真正实现文化主体性的构建和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与融合。
文化主体性首先表现为对自我民族文化的自觉与自信。“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文化主体性是民族复兴的根基。”中国文化通过不断开放和完善交流机制以优化自身文化的建构方式，能够自觉与其他民族文化进行平等对话，在此过程中提升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主体性和自信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明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内在规定性，深刻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构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内在关联，准确定位二者在世界文明格局中的历史地位，这对于深刻领会和担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确立文化自信具有重大意义。文化自信是建立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意识和主体自觉，体现出对民族文化的高度认同与执着坚守。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表现为对中国文化的深刻认同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高度肯定。在新时代，中国人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创造出了贯通古今、博采中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是文化自信的高度体现，也是文化主体性的构建成果。文化主体性其次表现为面临外来文化冲击时的自觉状态和主动意识。这种自觉的文化主体意识实质上是对自身文化的反省，“从鸦片战争到今天，中国文化总体上处于一种传统文化衰微，外来文化不断冲击，伴随工业社会滋生的新文化因素有待整理和调整的文化重建状态”。近代中国因遭受西方野蛮侵略而从天朝大国的美梦中醒悟，从洋务运动时期的“中体西用”，到五四运动时期的“拿来主义”，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兼收并蓄”，中国的文化主体性建构在时代转型的过程中几经浮沉、艰难前行。这一过程既是中国文化积极寻求与西方现代文化对话的机遇，更是在文明对话中汲取西方现代文化的先进成果，促使其与中国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破解中国文化构建的主体性危机中坚定文化自觉自信。
构建中国文化主体性需要在自觉反思和高度认可本国文化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发扬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扬弃纷繁复杂的外来文化，既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又展现文化的创新性和包容性。坚守文化主体性不是盲目固守自身的本土文化，而是把握文化在全球化演进中的生成逻辑与实践价值，在认识文化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实现本土文化的创新性转化。面临时代发展的要求和外来社会思潮的冲击，中国本土文化需要主动适应和应对现代化裹挟而来的理论洪流，在百舸争流的文化理论中建构文化的主体性，以其强大的文化根基在借鉴外来文化和适应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实现自身文化的延续与发展。文化多样性由特定时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人类文化可以通过各种具体的、不同的形式加以展现、传承和发扬，如借助科技的方式对文化进行创造、生产和消费，这成为当今文化多样性的现实表征。不同的国家、民族在不同发展时期的差异性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造就了不同时空条件下种类繁多、丰富多彩的文化形态从而构成了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基础，在沉淀和发展自身民族文化的同时也成为推动世界文明发展进步的精神动力。随着全球化的纵深发展，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断为世界文明注入新活力，文化现代化的发展由少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逐渐演变为全球范围内多重主体的交错共存，不同国家和区域之间文化发展失衡的状况逐渐转变为多元平衡共进的态势，为各国之间增进文化共同体意识、促进平等交流互鉴的文化实践提供现实可能，在推进世界文化发展大趋势的同时维护文化的多样性。
文化多样性要求在发展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着力构建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之间的多元平等关系。首先，必须在发展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尊重文化多样性。在全球化时代，“文化多元化模式”集中凸显，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产生越来越紧密的关联，推动各国在对话中深度认识文化的差异性及其存在合理性，这要求各个国家在文化构建中需要充分发掘并展示自身优越性，以此明辨和阻断外来文化对自身的同质化意图。强调：“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全球化进程中，任何一个民族必须在发展本民族文化的同时承认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客观现实，尊重其他异质的文化形态，如此才能在保持自身民族文化特色中展现勃勃生机，获得文化交流与互鉴的可能空间，促进人类文明的繁衍进步。其次，要着力构建多元文化之间的平等交流关系。构建平等交流的文化平台是一项长期艰巨的理论工程，需要各个国家通力合作，促进文化交流认知观念的转变，在文化的交流交往中拓展文化多样性的存续和发展路径，形塑“和而不同”、并行并育的文化景观，认可、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存在，而不是企图以自身的霸权地位垄断文化市场，扼杀文化的多样性表达，否则将会导致单向度的、毫无生机和色彩的霸权文明。随着文化构建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推进，认识与尊重文化多样性日益成为促进和强化各国之间达成合作共赢的共识，保护文化多样性成为大多数国家共同认可的全球关系原则，甚至成为提升国家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构建所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文化多样性的构建是立足本国、放眼全球的文化整合过程，应当将其置于本民族的发展和整个时代的长河中进行考察，既做到传承本民族的优秀文化、尊重他国的文化形态，又能顺应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地更新和完善现有文化存在样态，以新鲜的血液创新文化的多样性表达。
文化主导性是多元文化交融及其实践发展中最为突出的文化特性，文化主导性因素作用的发挥直接影响文化的发展与转型。其一，文化主导性必然体现在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对社会思想发展的统领性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言：“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在当代中国，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与之相匹配的思想文化，掌握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大众观念意识和文化氛围塑造的领导地位。其二，文化主导性体现为方向性引导，在多样、具体和现实的社会实践中，主导性文化能够引领一个国家乃至民族的发展未来，推动社会发展环境的优化和规范化，引导人们树立正确价值观和自我意识，并使其行为符合社会规范以获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真实权利。就国家的文化构建和文明形态的形成而言，文化的发展必须注重对传统的传承与对现代的拓展，人类文明的演变历史在文化的创造中不断得到进步。
文化主导性与加强意识形态领导具有关联性。安东尼奥·葛兰西曾提倡“文化领导权”的建设，认为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在“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两方面，其“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葛兰西高度重视无产阶级对文化领导权的获得、巩固和实施，并将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作为领导文化的主体，将市民社会的大众日常生活作为文化领导权的实施场所，认为文化领导权的确立既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统治阶级的“文化操纵”过程，也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被统治阶级参与并自觉服从的思想塑造过程。意识形态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任何主体的实践和文化都不能脱离其意识形态背景和因素。社会实践的具体性决定了文化主导及其意识形态的现实性，这意味着任何倡导普适性的意识形态都具有欺骗性的理论特质。[最新#热*点素~材尽在【@公众号%：笔宝君】]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中，文化主体性、文化多样性、文化主导性三者相统一的自觉状态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总体进程之中。文化主体性强调文化的根源和基础，体现文化构建的自觉性和身份认同；文化多样性反映文化的丰富内容和客观表征，彰显文化构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文化主导性揭明文化的领导地位和主要方向，凸显文化构建的规范性和引导性，三者相互统一、有机融合，共同彰显出文化构建的唯物史观内涵。
二、层次：物质、政治和精神的互促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步完善的历史过程.从横向维度看,文化构建包括三个层次,即作为根本前提的物质层次、作为坚实后盾的政治层次以及作为核心关切的精神层次，这三者之于文化构建缺一不可，共同构成文化构建的层级结构。其中，物质层次为文化构建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政治层次为文化构建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精神层次为文化构建提供智识方略，三个层面的推进环环相扣，服务于文化构建的整体过程。
其一，物质层次是文化构建的基础，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发达的社会生产力能够为民族国家文化的发展搭建平台。人们在思想、精神层面的交往取决于并直接反映现实社会的物质生产和交往活动，文化构建虽然表征为精神层面的塑形和发展，但其在根本上取决于社会的物质生产基础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文化的物质性是保障其政治和精神力量得以昭显的基本前提。马克思、恩格斯曾提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将人类历史的前提视为现实的个人及其实践，确认了人的物质生产活动作为人类文明生成的实践基础。现实的人能够在物质生产和交往活动中将自身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力量，为推动文化发展奠定现实基础、储蓄内在动力和构筑多维特性，进而促使文化构建的物质层次作为历史进程的根基性存在得以凸显。[最~*新热点素材尽在【公众号^：&老%笔宝写作文库】]
文化构建的物质层次要求实现经济发展与文化构建的统一。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民族国家在时代发展中所展现的文化样态和文明程度往往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正如美国当代学者丹尼尔·贝尔指出：“资本主义矛盾来源于经济领域所要求的组织形式同现代文化所标榜的自我实现规范之间的断裂……经济与文化领域的不同原则正引导人们走向相反的方向。”资本主义的文化构建在物质层面与文化层面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物质层面的极大扩张和普遍存在的社会剥削现实，与资产阶级大力倡导的“自由”“平等”等“普世价值”的要求之间产生了严重背离。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进程所渗透的同一性逻辑使得全球多元的“文化间性”遭受冲击8，削弱了民族国家的文化向心力，造成了各民族文化之间彼此对立的关系。所谓“自由”“平等”等“普世价值”只是资本主义文化的虚伪外衣，其存在基础依然是资本增殖逻辑。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资本通过自身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缔造资本主义文化的霸权地位，在证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历史合法性地位的同时消解了其他民族对自身文化的认同和自信，资本衍生的这种对立关系在全球化时代日益暴露弊端并终将引致资本主义文化走向衰败。文化构建的物质层次在提供基础和动力的前提下，能够促使文化的发展方向与经济发展目标相一致，激发文化发展的内生动力。
其二，文化构建的政治层次以国家作为强大支撑、以健全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系作为保障，为文化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和规范引导。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上层建筑领域中各种社会主体维护自身利益的特定行为以及由此结成的特定关系”，体现为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国家、法律、制度、组织和设施等。政治层面的建设本身能够形成特定的文化力量，对文化整体的发展具有导向和维护的功能，并在组织、指导文化构建上塑造稳定的心理态势和精神面貌，直接助力于文化整体合力的形成。通过政治层面的发展和完善，文化构建日益具备了强大的支撑力量。
文化构建离不开“强大国家”作为坚实后盾。国家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文化构建的政治载体。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为文化构建提供了民主政治的土壤，促进文化在国际范围内传播从而强化政治认同。政治认同“指一个人感觉他属于什么政治单位（国家、民族、城镇、区域）、地理区域和团体，在某些重要的主观意识上，此是他自己的社会认同的一部分；特别地，这些认同包括那些他感觉要强烈效忠、尽义务或责任的单位和团体”。政治认同的增强是一项系统工程，关涉到D和国家领导人民群众团结统一的实践要求，包含对社会政治秩序和国家合法性高度认可的心理结构和文化价值。对国家的政治认同不仅关切自身的价值观念，而且涉及全人类共同的价值理念，有助于提升并坚定人们对国家发展道路与文化构建之间相辅相成关系的认识，进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此外，文化构建离不开健全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系。政治制度构成宏观层面的框架结构，而政治体系则细化为各项生活准则，规范个体行为、保障个体权利。唯有健全的政治制度才能创设安定有序的政治生活空间，从而切实保障人民权利。建立完善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系是一项宏大的历史工程，其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和政治压力，为文化构建奠定开放、有序、合理的环境。中国作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国家，始终坚持建立健全完善的政治制度和组织机制以保障人民群众的真实权利。文化构建的基本秩序及文化格局的塑造需要依靠国家政治力量的维系，即通过政治力量保障不同领域的文化主体充分表达自身的发展诉求，增强人民群众参与文化构建的意识，拓展文化构建的多维关系和丰富内容。只有建立科学民主的政治制度和保障公平正义的政治体系，才能为文化构建营造良好的政治氛围，及时破除不合时宜的思想发展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