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赋能关键要看治理效能
我国数字技术的发展紧密围绕国家与社会治理中的各项议题。各级政府积极利用数字技术提升治理能力，“一网通办”“一网统管”等产生良好示范效应，数字治理已然成为我国社会治理重要手段。然而，在技术赋能社会治理的同时，“数字留痕”“数据打卡”“指尖空转”等数字形式主义问题逐步显现，产生了技术在场与效能退场的治理困境。2023年12月，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关于防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的若干意见》，为加强数字化应用的标准化规范化管理、推进数字政务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指引。
技术赋能要考虑多元因素
技术赋能是利用数字技术来赋予某个领域或行业更多的能力和潜力，从而提高效率、改善治理和推动创新。在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领域，主要体现为：一是治理的精细化。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征，也意味着存在极其复杂和丰富的治理信息，借助各类数字化终端进行数据采集，改变传统的样本式的经验认知，提升治理的精细化水平。二是服务的便捷化。数字技术的突出特点是打破了时空的局限性，使得“互联网+政务服务”在减时减力上取得突出成效。三是决策的科学化。技术嵌入到治理平台后，通过信息开放、数据共享、组织互动，以“算法”驱动复杂决策的科学化水平，保证执行通畅和治理高效。
但是技术从来都只是工具，对工具的设计、执行与运用才是决定技术影响社会治理的关键因素。一方面，“技术叠加”不等于“技术运用”，运用技术和工具的主体是重要因素。数字技术作为外嵌型资源，在进入基层治理的同时，需要考虑其与治理主体、治理场景的适配性，需要考虑基层工作中是否真正能够使用好这些新技术，超越治理主体数字能力的技术极容易沦为“盆景”，最终偏离了数字技术赋能的初衷。另一方面，“技术在场”不等于“治理在场”，保障数字治理的规则环境是重要因素。数字治理更多的体现的是一种治理行为而非技术行为，但是在数字技术广泛渗透到治理全域的情境下，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技术万能”的错觉，社会治理的注意力渐次转移到是否应用了数字技术上，忽视了保障数字治理的制度规则的建立，忽略了与之相适配的社会环境的培育。
技术赋能要追求治理有效性
技术赋能的价值目标是追求治理的有效性，保证社会治理既稳定有序又充满活力，还要以群众的满意度、成效的显著性作为衡量的重要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