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篇）2024年8月经典调研报告汇编

1．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与价格研究所形势课题组：

2024年上半年我国价格形势、走势及对策研究……………1

2．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宏观经济形势课题组：

2024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形势、走势及对策研究…………6

3．本社调研组：

潮涌姑苏 江苏省苏州市深化农村改革的实践探索…………12

4．徐洪：从管理到治理：完善内部治理模式保障高校办出特色和水平 基于北京工商大学实践探索……………20

5．周玮、楼晶晶、胡曼君：

党建引领公立医院履行社会责任的实践探索………25

6．河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宋芳：

党建引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实践探索……30

7．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杨艳：

返乡还是留城：第一代农民工的养老问题研究……37

8．县政协经济委员会：

肥东县域枢纽经济发展调研报告……………43

9．苏州城市学院秦初蕾：高校监督体系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基于对部分省、市属高校的调研分析……………47

10．庞海燕：

高校人事档案数字化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研究………52

11．抚顺职业技术学院张金明：

高职院校教职工思政引领问题及对策研究………58

12．长江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杨委元：

共同缔造理念引领农旅融合发展实践探索 以荆州市铜岭村为例………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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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湖南省社监事会：

关于湖南省供销合作社系统农资网络体系建设调研报告…………………69

14．河北省政研会：

关于加强河北省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调研报告……………………72

15．中共建昌县委党校李国胜：

关于拓宽建昌县农民增收致富渠道的调研报告……………………………75

16．本刊调研组：

红色火种生生不息 湖南一师思政育人的经验启示………………………80

17．湖南省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课题组：

湖南产业园区绿色低碳发展调查报告………………………………………85

18．内蒙古大学李艳茹：

湖畔小村的变迁：国家政策、现实困境以及举措建议 内蒙古巴彦淖

尔市乌拉特前旗龙台社田野调查报告……………………………………95

19．中共天津市河西区委党校课题组：

积极构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新格局 以天津市河西区港云里社区为例…102

20．牛家渺：基于共同缔造理念的乡村人居环境改善实践探索 以湖北省

石首市大公湖村为例………………………………………………………106

21．山西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刘雪莲：

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高职学生基层就业问题及对策……………………111

22．杨川秀、杨文鸿：

经济负担重影响生育意愿 绵阳适龄人口生育意愿调查报告…………117

23．攀钢集团有限公司唐宏娟：

聚焦新攀钢高质量发展的青年人才“接轨”实践探索…………………120

24．新蔡县孙召镇中心校张剑锋：

农村学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124

25．盘州市红果街道办农村工作服务中心刘益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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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州市河长制实施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128

26．华润水泥（鹤庆）有限公司金德永：

企业安全文化建设实践、探索与创新……………………………………133

27．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金晓燕：

浅析我国农商银行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139

28．曲向东：让党性教育更加生动鲜活 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创新打造吉林

红色教育品牌的实践探索…………………………………………………144

29．光明日报调研组调研组：

守护艺术瑰宝增强文化自信 山西加强云冈石窟保护的实践与启示…156

30．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专项课题调研组：

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163

31．湖南省总工会财务资产部范银华：

县级以上财政对本级工会经费保障情况的调研报告……………………170

32．西安金月汇健康产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李兵：

小微企业融资问题及对策研究……………………………………………174

33．张四平：

新时代背景下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研究………………………180

34．河南科技学院李燕：

新乡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激发发展活力问题研究…………………………185

35．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新质生产力研究课题组：

新质生产力的理论贡献、内涵特征和发展路径…………………………191

36．赵卫：

以“小”聚“大”：县级融媒体中心人才培养的实践探索……………196

37．北大荒集团黑龙江七星农场有限公司袁昌盛：

勇担“压舱石”重任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北大荒集团黑龙江七星农

场有限公司关于坚持发展“四个农业”的调研报告…………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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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北部湾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刘海婷：

优良家教家风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的实践探索…………206

39．证券日报科创板调研组赵学毅：

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 科创领军者成长五年调研报告……213

40．南京科技职业学院生命健康学院江莉莉：

责任关怀融入课程思政的实践探索…………………220

41．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王擎：

中国科技金融发—展—以现四状川为、问例题及对策建议※……227

42．中国地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刘凤萍：中坚青年干部治村：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基于中部地区农村治理实践的考察…………244

2024年上半年我国价格形势、走势及对策研究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与价格研究所形势课题组

一、2024年上半年ＣＰＩ低位温和回升，ＰＰＩ降幅持续收窄

（一）ＣＰＩ温和上涨

ＣＰＩ低位回升。2024年1－5月，ＣＰＩ同比上涨0.1％。从翘尾新涨价因

素看，翘尾因素贡献－0.4个百分点，新涨价因素贡献0.5个百分点，翘尾因素

拉跌效应明显，其中5月0.3％的同比涨幅中，翘尾影响约为0，新涨价影响约为

0.3个百分点，翘尾负向影响正逐步消退。从趋势看，2024年上半年以来ＣＰＩ

呈现低位震荡上行态势，4、5月同比均上涨0.3％，较1－3月平均涨幅回升0.3

个百分点。1－5月环比“涨多跌少”，前五个月三次环比上行，两次环比下降。

从八大类别看，价格同比六涨二降。其中，其他用品及服务、教育文化娱乐、

衣着价格分别上涨3.2％、2.1％和1.6％，医疗保健、生活用品及服务、居住价

格分别上涨1.4％、0.9％和0.2％；食品烟酒和交通通信价格分别下降1.5％、

0.2％。

食品价格降幅收窄。受重要民生商品供给充足影响，1－5月食品价格同比下降2.8％。5月食品价格同比下降2.0％，较1月降幅收窄3.9个百分点。生猪产能持续调减与极端天气影响部分食品供给是支撑食品价格降幅收窄的主要因素。一方面，猪肉价格淡季上涨，对食品价格形成支撑。受生猪产能持续调减影响，猪肉供给向合理区间回归，价格淡季不淡，4月猪肉价格同比涨幅转正，5月进一步回升至4.6％，涨幅较1－3月扩大11.6个百分点。另一方面，极端天气原因导致鲜菜、鲜果价格强于季节性。受南方地区暴雨影响，5月鲜菜价格同比上涨2.3％，涨幅较4月扩大1.0个百分点，鲜果价格同比降幅较上月收窄3.0个百分点。

能源价格小幅上行。2024年以来，受地缘政治冲突等因素影响，国际原油价格呈现震荡上涨态势，4月布伦特原油价格一度突破90美元/桶，上半年国际原油均价为83.3美元/桶，较2023年同期上涨4.2％。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带动汽油、柴油等价格同步回升，1－5月交通工具用燃料价格同比上涨3.2％，4、5月同比涨幅均在6％以上，对ＣＰＩ温和回升形成支撑。

核心ＣＰＩ保持平稳运行。2024年以来，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ＣＰＩ保持温和运行态势，在0.7％上下波动。服务消费持续回暖，1－5月服务零售额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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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增长7.9％，高于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4.8个百分点，服务消费需求旺盛推动价格延续上行态势，1－5月服务价格同比上涨1.0％。其中，节假日旅游、出行热度持续攀升，比如2024年“五一”假期，全国国内旅游出游合计2.95亿人次，同比增长7.6％，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1668.9亿元，同比增长12.7％，旅游升温推动价格回升，1－5月同比上涨7.7％，涨幅较2023年同期扩大0.4个百分点； 家庭服务、 教育、 医疗等服务价格也有小幅上行， 1－5月同比上涨1.9％、1.7％、1.7％。受“价格战”影响，汽车等耐用消费品价格下行，1－5月交通工具价格同比下降4.9％，降幅较2023年同期扩大1.9个百分点。

（二）ＰＰＩ降幅持续收窄

ＰＰＩ震荡回升。2024年1－5月，ＰＰＩ同比下降2.4％。其中，翘尾因素贡献1.9个百分点，新涨价因素贡献0.5个百分点，翘尾因素形成明显拖累。5月1.4％的同比降幅中， 翘尾影响约为0.9个百分点， 新涨价影响约为0.5个百分点，翘尾负向影响同样也在消退。从趋势看，受部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及国内工业品市场供需状况改善等多重因素影响，ＰＰＩ降幅呈现持续收窄态势，4、5月同比下降2.5％、1.4％，较1－3月平均降幅收窄0.1个、1.3个百分点。

生产资料降幅收窄幅度好于生活资料。生产资料价格4－5月同比下降2.4％，较1－3月收窄0.9个百分点，影响ＰＰＩ下降约1.8个百分点。其中，采掘工业、原材料工业、加工工业价格4－5月同比分别下降3.0％、0.7％、3.1％，较1－3月平均降幅分别收窄2.8个、2.2个、0.2个百分点，中上游行业价格降幅明显收窄。生活资料价格4－5月同比降幅为0.9％，较1－3月收窄0.2个百分点，明显小于生产资料，影响ＰＰＩ下降约0.2个百分点。从主要分项看，4－5月食品和耐用消费品价格同比分别下降0.8％、1.9％，降幅较1－3月平均分别收窄0.2个、0 ．1 个百分点；衣着价格同比上涨0.4％，涨幅较1 －3 月平均扩大0.1个百分点；一般日用品价格同比持平，涨幅与1 －3 月平均一致。

有色、石化价格表现好于煤炭、钢铁、建材。2024年以来，受全球制造业景气度回升、供给冲击等多重因素影响，以石油、有色金属为代表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尤其部分有色金属价格上行至历史或近年新高，如伦敦金属交易所铜期货价格于5月20日涨至10958.5美元/吨的历史高位。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输入性影响，5月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同比分别上涨9.4％、13.5％、8.9％，涨幅分别较1月回升6个、6.6个、8.3个百分点，原油价格回升带动下游产业链价格边际好转。5月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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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价格同比涨幅分别为3.4％、－3.4％，较1月回升7.8个、2.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受房地产市场调整、供给充足等因素影响，钢铁、煤炭、水泥等工业品价格相对低迷，5月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价格同比分别下降9.0％、3.7％、8.8％。

二、预计2024年下半年物价运行中枢将持续上移（一）ＣＰＩ延续温和上行态势

猪肉价格小幅反弹。猪肉价格波动明显，叠加权重相对较高，这是影响ＣＰＩ走势的重要变量。受猪肉价格低位运行影响，2023年以来生猪产能持续去化。5月能繁母猪存栏量3996万头，较2024年1月和本轮高点下降1.7％、9.0％，较上年同期下降6.2％，连续11个月同比下降，且连续3个月低于4000万头。根据出栏周期，预计2024年生猪供给对应的月均能繁母猪存栏量较2023年下降2.3％，全年生猪供应将小幅减少，考虑到下半年将迎来猪肉消费旺季，预计价格将上行，但生猪存栏量仍高于正常保有量，价格上行幅度预计有限。

国际原油价格高位震荡。从需求看，三季度美国、欧洲迎来出行旺季，带动原油需求回升，四季度后进入季节性需求淡季。从供给看，6月ＯＰＥＣ大会决定将200万桶/天的官方集体减产以及总计166万桶/天的自愿减产延长至2025年底，将此后220万桶/天的自愿减产延长至2024年9月，而非ＯＰＥＣ＋国家增产空间有限。综合供需来看，三季度油价仍有反弹动能，季节性旺季后油价或走弱。全年国际原油市场整体处于紧平衡，预计2024年布伦特原油价格将在相对高位运行。

居民消费需求持续恢复。居民消费需求主要受收入、就业、消费意愿等因素影响。2024年以来，居民收入增长明显快于ＧＤＰ增速，一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同比名义增长6.2％、6.4％，高于名义ＧＤＰ增速2个、2.2个百分点，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6.2％，高于实际ＧＤＰ增速0.9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就业形势总体平稳持续好转，5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0％， 较1月回落0.2个百分点， 前五个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574万人，已完成全年目标的52.2％。此外，居民消费意愿也有所回升，一季度居民消费支出增速高出可支配收入增速2.1个百分点，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较2023年同期上升1.3个百分点。随着下半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收入、就业、消费意愿等指标延续改善趋势，将支撑居民消费需求恢复，有利于推动物价总水平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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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区间回升。

综上，展望全年，预计ＣＰＩ温和回升，全年涨幅在0.7％左右，较2023年回升0.5个百分点，翘尾因素和新涨价因素分别贡献－0.3个、1.0个百分点，全年低点在一季度。

（二）ＰＰＩ降幅持续收窄

全球经济好于预期。尽管全球主要经济体利率持续高企，但世界经济增长仍具有韧性。年初以来，全球制造业ＰＭＩ连续5个月位于荣枯线以上，5月创2022年8月以来新高。主要国际机构上调了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ＩＭＦ）在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对2024年全球经济增速的预期比1月调高了0.1个百分点，比2023年10月调高了0.3个百分点。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将2024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从1月的预测增长2.4％提升至2.6％，与2023年持平。同时，世界银行将2024年全球贸易量增长从1月份预测的2.3％上升至2.5％，高于2023年的0.1％。综合来看，全球经济增长和贸易预期向好提振主要工业原材料需求。我国经济延续回升向好态势。随着逆周期调控政策持续发力，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逐步落地生效，对消费和投资需求形成支撑。同时，各地降首付、降利率等房地产宽松政策效果将显现，房地产市场预计迎来边际好转。近期，国际机构纷纷上调我国经济增长预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2024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至5％，相比4月上调0.4个百分点，世界银行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因我国经济表现强于预期，将2024年我国经济增速预期上调至4.8％，较2023年12月的预测上调0.3个百分点。

重要矿产资源供给风险上升。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仍在持续，以美欧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俄制裁持续扩围，重要大宗商品生产和贸易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同时，过去几年全球主要矿业企业资本支出低迷，矿产供给不足。此外，受部分矿产资源价格上行影响，资源民族主义、环保主义等持续抬头，将明显冲击相关资源供给。

美联储年内降息预期减少。受美国通胀粘性和就业市场强劲等因素影响，美联储降息一推再推。美联储6月12日议息会议的点阵图显示，年内降息预期次数锐减，由此前的三次降至一次。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以美元计价，美联储降息次数减少使得美元指数在2024年或保持相对强势，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形成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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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支撑ＰＰＩ回升的因素较多，预计全年ＰＰＩ运行形势较2023年将明显改善，受翘尾因素影响，一季度为全年低点，下半年持续回升，全年呈现“前低后高”走势。

三、政策建议

财政政策提质增效。重点支持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发展，加大对价格持续下跌、利润明显下滑行业的支持力度。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加大对困难群体的直接转移支付力度，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能。加大对设备更新和以旧换新的财政补贴和税收减免力度。扩大政府绿色采购范围，加大对高效节能产品设备的政府采购力度。加强科技创新领域的财税支持力度。适度增加教育、住房、养老、医保等公共服务支出。

货币政策适度宽松。进一步降准降息，引导降低实际利率。充分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的作用，加强对企业设备更新、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领域的金融支持力度。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率，有效使用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

多措并举稳定房地产市场。及时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取消不合理的限售、限购政策，“因城施策”出台支持性举措，着力稳定市场预期。提升二手房交易便利化，支持当地房地产企业、地产中介开展商品住房“收旧换新”和“以旧换新”工作。放宽首套房认定标准政策，将“认房不认贷”政策从商业贷款逐步拓展到公积金贷款。加快推进“三大工程”落地，推动形成实物工作量。分类化解房企风险，满足房企合理融资需求。

着力扩大消费需求。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以及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拓展数字、文化、绿色等新兴领域消费，培育消费新场景。重点针对保障低收入群体等发放消费券。创办特色商品和服务消费节等方式，激发消费潜力。

加强物价预期引导。充分利用“两微一端”等新媒体，加强对价格运行形势的解读，强化政府与市场双向沟通与信息交流，加强对蓄意炒作、误导预期的公众号等自媒体监管，合理引导消费者和企业行为。充分利用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加强短视频制作，持续发布系列解读和工作动态，提高权威信息传播效果，让社会应知尽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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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形势、走势及对策研究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宏观经济形势课题组

一、2024年上半年宏观经济总体延续回升向好态势

在宏观政策靠前协同发力等因素作用下，2024年上半年经济发展呈现回升

向好态势，为实现全年预期目标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一）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平稳增长

2024年1－5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不含农户）同比增长4.0％，与上年同期持平，比上年全年加快1个百分点。一是基础设施投资平稳增长。在增发国债项目抓紧开工建设，特别是灾后恢复重建项目较快推进的带动下，1－5月份，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5.7％，增速比全部投资高1.7个百分点。二是制造业投资带动作用增强。1－5月份，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9.6％，比1－4月份提高2.5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投资增长12.2％；制造业技改投资增长

10.0％，增速比1－4月份加快1.5个百分点。在推进重点行业设备更新改造政策带动下，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势良好，1－5月份，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7.5％。三是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速加快。1－5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1.5％，增速比1－4月份加快0.4个百分点，比全部投资高7.5个百分点。

（二）消费保持稳定增长

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和促进消费的政策力度不断加大等因素拉动下，居民消费市场整体表现良好，1－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1％。一是服务消费较快增长。1－5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7.9％，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4.4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同比增长8.4％，交通出行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较快增长。二是线上消费占比持续提高。1－5月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1.5％，增速比1－4月份加快0.4个百分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24.7％，2024年以来持续提升。三是升级类商品消费需求持续释放。1－5月份，限额以上单位体育娱乐用品类、通讯器材类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15.2％、13.9％。与居住相关的商品零售额增速加快或由负转正，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家具类零售额分别增长7％、3％，增速比上年全年加快6.5个、0.2个百分点。

（三）外贸向好势头不断巩固

一是出口活力进一步增强。在国际制造业景气度回升等因素带动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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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订单、拓市场成效显著，1－5月份货物贸易出口同比增长2.7％，较上年全年

加快2.1个百分点。二是贸易结构进一步优化。

1－5月份，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长5.6％，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65.1％。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11.5％，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54.7％，比上年同期提高2.6个百分点。三是机电产品出口增长表现突出。通过抢抓产业绿色化、智能化转型机遇，1－5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7.9％，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为59.0％。船舶、电动汽车、家用电器出口增速较快，分别增长100.1％、26.3％、17.8％。

（四）工业增长态势平稳

随着市场需求逐步恢复，以及做优做强实体经济、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各项措施逐渐显效，工业生产总体保持平稳增长，1－5月份，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2％，增速较上年四季度加快0.2个百分点。一方面，产业持续升级。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另一方面，工业创新驱动发展特征彰显。汽车、铁路船舶航空航天等行业研发投入不断增加，产品国际竞争力持续增强，出口规模快速扩大，1－5月份，铁路船舶航空航天、汽车、金属制品行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分别以23.4％、19.1％、16.4％的速度高速增长。

（五）服务业呈现较快增长

一是服务业景气持续恢复。受消费需求升温、稳增长政策发力等因素带动，1－5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累计同比增长5.0％。5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8％，比上月加快1.3个百分点。二是现代服务业发展较好。1－5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行业生产指数逐月上升。

（六）就业物价总体稳定

一是就业总体稳定。1－5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14％，同比下降0.22个百分点，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0％，同比下降0.6个百分点，低于全国均值0.14个百分点，自2023年12月以来持续低于全国整体水平。二是重点就业群体失业率较低。5月份，外来农业户籍劳动力（主要是进城农民工）失业率为4.5％，同比下降0.4个百分点，低于全国均值0.64个百分点。三是物价进入温和回升通道。1－5月份， 居民消费价格 （ＣＰＩ） 同比上涨0.1％，扭转了上年末负增长的态势， 核心ＣＰＩ同比上涨0.7％， 较上年四季度提高0.1个百分点；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ＰＰＩ） 1－5月份同比下降2.4％， 降幅较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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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回升0.6个百分点，5月份环比实现正增长。

二、下半年经济运行依然承压，实现全年经济增长目标仍需加力

（一）工业运行仍具较强韧性，后续增长有望逐步提速

一是新一轮“补库需求”即将逐步释放。自2023年年底以来，产成品存货同比增速已连续4个月回升，库存底部信号逐步清晰，新一轮“补库需求”有望对下半年工业生产形成较强支撑。二是投资领域拉动效果有望加速显现。2023年下半年以来，增发1万亿元国债、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提前批额度顶格下达等一系列稳投资促增长政策相继出台。上述债券发行速度的持续加快和实物工作量的加速形成将对钢铁、水泥、有色金属等上下游行业生产形成明显提振。三是效益指标偏弱压制企业增资扩产意愿。目前，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速、亏损企业数量等主要效益指标表现依然不佳，以及工业产能利用率处在近年来较低水平，导致企业增资扩产的意愿和能力均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四是汽车等重点行业面临一定调整压力。二季度以来，受国内外市场环境变化和政策调整等因素影响，我国汽车产销量、汽车制造业增加值等指标均出现不同程度回落，伴随着美国、欧盟等制裁政策的逐步生效，汽车制造及其上下游配套行业恐承压。

（二）服务业或将稳中微升，重点行业走势有所分化

一是居民就业收入状况有望逐步改善。伴随宏观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就业市场供求关系有所好转，居民整体收入增速有望持续恢复提升，零售、住宿餐饮、文化旅游等生活服务业有望稳步回升。二是交通运输业或将延续回升向好态势。受工业、建筑业等回暖提振，大宗商品、建筑材料、工业产成品等运输需求将逐步释放，带动交通运输行业同步回升向好。三是房地产业仍处于调整阶段。虽然前期房地产领域已出台一系列扩需求、优供给、防风险的支持政策，由于政策效果还未显现，70个大中城市房价总体呈下降趋势，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商品房销售面积、土地购置费等主要指标增速尚未企稳回升。四是金融业走势面临一定不确定性。当前，金融领域主要指标表现低于预期，下半年金融业整体运行态势或将面临一定不确定性。

（三）消费整体保持平稳，外部冲击可能引发短期波动

一是系列促消费政策提振效果有望逐步显现。商务部已将2024年定为“消费促进年”，并通过“政策＋活动”双轮驱动的方式，着力培育和壮大新型消费，稳定和扩大传统消费。与此同时，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也将对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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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家电等重点领域消费形成有效提振。二是“提前还贷”恐对消费形成挤出效应。目前，新老房贷之间存在较大利率差距，居民部门提前还贷行为明显增多，房贷早偿率指数加速上行，对消费领域形成一定的挤出效应。三是上年基数偏低利于消费数据整体表现。2023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7.2％，两年平均增速仅为3.4％，低于总体经济增速两年均值约0.7个百分点。

（四）投资贡献持续增强，不同领域走势面临一定分化

一是基础设施投资实物工作量有望加速形成。5月份以来，新增专项债券发行进度明显加快，同时考虑到上年度增发国债以及今年以来超长期特别国债的政策效应逐步释放，预计下半年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将迎来较快增长。二是政策

推动下制造业投资具有较强支撑。2024年年初国务院印发的«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在提振制造业投资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国家统

计局的数据显示， 2024年前4个月广东 （24.6％） 、 福建 （32.4％） 、 河北 （27.1％） 、湖北 （27.4％） 等传统工业大省和北京 （62.5％） 、 上海 （26.5％） 、 天津 （25.7％）等制造业强市，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中设备工器具购置增速均有不俗表现，预计下半年上述政策将对制造业投资形成更强支撑。三是房地产开发投资仍面临一定下行压力。目前，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仍有困难，市场销售未明显改善，企业投资意愿和能力均出现下降。

（五）出口恐将边际趋缓，全年支撑作用依然较为显著

一是全球经济增长状况总体好于预期。近期，多家国际机构陆续上调2024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世界经济前景较年初有所改善，大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表现较为强劲，将为我国出口创造良好市场空间。二是主要经济体进入新一轮“库存周期”。美国商务部普查局公布的库存总额同比增速显示，2024年以来美国逐步进入“补库阶段”，其他主要经济体也存在类似情况，对我国出口增长形成一定支撑。三是美欧对我国制裁措施可能逐步加码。近期，美国频繁对华施加单边制裁，欧委会拟对进口自我国的电动汽车征收临时反补贴税，伴随着美国大选的临近和欧洲政治的“右转”，未来美欧制裁进一步加码的可能性有所加大。四是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恐面临较大变数。乌克兰危机衍生影响持续发酵，新一轮巴以冲突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胡塞武装红海危机事件持续升级，2024年全球地缘政治冲突或将贯穿全年。五是国际航运价格大幅上涨恐对出口形成一定制约。近期，海运运力紧张、集装箱短缺以及部分航线“一舱难求”等情况交织叠加，恐对下半年我国企业尤其是中小微外贸企业的出口业务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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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挑战。

三、政策扩量提质增效，推动经济运行全面持续稳定向好

加强政策力度，聚焦“两加两优四促”重点任务，不断提高政策支持的连续性、精准性、获得感，确保经济持续、稳定、全面向好。

（一）加强政策支持，促进实体经济回升

建立超长期特别国债微观绩效目标、年度经济增长目标、长期战略目标协调机制，完善超长期特别国债微观和宏观绩效评价体系。加快地方债发行进度，一体推进项目申报、储备和开工建设，督促支出进度缓慢的地区加快资金拨付使用，敦促加快推进项目施工进度，接续形成实物工作量。对于化债压力较大的地方，采取中央发行国债转贷地方、政策性金融机构给地方政府发放贷款、继续发行特殊再融资债券等多种方式缓解地方财政压力，在确保“三保支出”的基础上，建立同高质量发展相匹配的债务支出机制。在保证货币政策稳健的基础上，适度降息引导市场利率下行，同时优化信贷结构，增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

（二）加力内需扩张，促进社会预期持续改善

加强重点产业集群与设备生产基地建立供需对接机制，开展合作开发、定向生产，提高专用设备适应性，加快推进设备更新改造投资进度。扩大设备更新的贴息支持范围，支持企业发行设备更新专项债券，丰富企业对于设备更新投资的融资渠道。给予高技术企业设备更新投资税收优惠，允许当年一次性全额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并允许在税前实行100％加计扣除。鼓励商家和街道社区合作，推动家电以旧换新进社区、进小区，拉近消费距离，挖掘消费潜能。针对低收入群体发放家电等耐用品消费券，鼓励通过二手经济、循环经济等专业平台发放耐用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券。鼓励通过社会保障、商业银行、数字货币等普惠性平台常态化发放消费券。

（三）优化供给质量，促进产业有序增长

兼并重组整合存量资源，对未开工项目占用土地、政策资源进行清理整顿，推动产业集群内部建立系统退出机制，鼓励大企业改造现有产能、建立内部转产机制。加强市场开拓，支持现有制造基地改造提升为全球出口基地。鼓励“新三样”企业不断提高研发、设计、制造、品牌、质量管控等核心竞争力，鼓励企业抱团开拓海外市场。

（四）优化对外联系，促进外部风险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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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电池两年豁免期时间窗口，加快电池行业生产和出口，研究部署在欧美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积极规避发达国家贸易壁垒。建立亚丁湾、巴拿马运河等重点区域信息获取、发布渠道，通过与沿红海国家外交合作建立我国主导红海航运联盟，协调航运公司合理制定海运价格，最大限度降低海运费价格上涨负面影响。加强与国际社会利益捆绑，扩大国际交流，讲好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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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涌姑苏 江苏省苏州市深化农村改革的实践探索

本社调研组

水韵江南，锦绣姑苏。

这是一片承载着希冀的大地，从验证小康构想到勾画现代化目标，这方烟

雨江南地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最直接最可感的窗口，诠释着“福气生活”。

这是一片孕育着奇迹的大地，“苏南模式”造就农村改革最活跃的前沿，

“四千四万”“三大法宝”闻名全国，为“春天的故事”添上鲜明的时代注脚。

这是一片迸发着活力的大地，土地制度、集体产权、城乡一体、乡村治理、金融保险……21项国家级、8项省级农村改革试点尽显新时代“苏州担当”。

农村改革，是一条永不停歇的进取之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前进号角，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又一个重要年份，苏州整装再出发，掀起一场以“1+2”为框架体系的深化农村改革行动，加快推动农业农村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

从长江之南到太湖之滨，从河流阡陌到村庄农家，姑苏大地上，勾画着怎样的锦绣江南鱼米乡？又将播撒下怎样的苏州希望呢？带着问题，记者深入苏州探寻答案。

聚焦中心、察而后动擎洗削更革关键招

深化农村改革，是一场全面而深刻的系统变革，更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全面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所在。回溯苏州深化农村改革的起笔，既品出认识论层面的战略遵循，亦看到方法论层面的实践创新。

——注重精准扣题，谋划“大棋局”

苏州的每一步发展，始终沐浴着党中央的巨大关怀。

习近平总书记寄予苏州“勾画现代化目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

造一些经验”的殷切期望和充分信任。

厚望如山，催人奋进。苏州坚决扛起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走在前的政治责

任，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苏州新实践。

从2020年启动探索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三年行动计划，在全国率先制定推出农业农村现代化评价考核指标体系，到2023年再拾级而上，制定新三年行动方案……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谋在先、走在前”的历史韧劲已浸润进苏州“三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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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当苏州再擎深化农村改革大旗时，改革主题便无比鲜明——改革方向牢牢铆定在高水平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上，价值取向牢牢铆定在农民群众的美好幸福生活上。

正如苏州市委市政府指出，大胆试、勇敢闯，聚焦高水平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要求，推动改革再深入，努力探索一条富有时代特征、符合江南域情、体现苏州特点、具有领先优势的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

——注重关键突破，下好“先手棋”

农业产业附加值、粮食单产和整体产能、农业发展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总体不高，农村发展面临建设水平不均衡，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苏州当下面对的问题不少。

改革有破有立，得其法则事半功倍。深化改革，不仅是动真碰硬，敢于啃硬骨头，更要聚焦全局性、战略性问题。苏州清醒地看到，这些问题看似散小，却事关全面夯实稳产保供根基，事关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是关系乡村全面振兴的根本性问题。

为此，苏州构建起“1+2”改革框架——以深化农村改革行动为主线，串联起11项具体重点工作；攻坚举措则落在“农业生产体系”和“农村发展”两项集成改革上，形成27项集成改革目录清单，直指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体制机制、集体经济发展、村级管理运行等诸多难点。

“持续深化农村改革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必要路径，完善农业生产体系是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的有效手段，创新农村发展体制机制是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苏州市委农办主任、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宁春生这样解释道。

——注重因地制宜，做活“新棋眼”

位于昆山市陆家镇的陆家未来智慧田园3840亩大田里，看不到忙碌的农民，只见几个“90后”正忙着给无人机输入巡田指令。“这里是无人农场，正在试验少人化管理、无人化作业的智慧农业生产场景。”工程师耿博健说。

耿博健口中的“试验”，指的是“落户”这片大田的陆家镇今年刚刚承担的优化农业科技创新推广和农事服务机制专项改革试点。像陆家镇这样“认领”农业农村改革试点的，还有27个镇。

实践无数次证明，改革举措越是精准，就越能发挥“四两拨千斤”的效果。苏州农业、农村两项集成改革，设计了8个方面、28项举措，改革精度细腻无比。要想让改革设计做优做实，必须答好一个问题：谁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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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的解题之道是：充分立足各镇资源禀赋安排试点项目。之于试点镇，原有的优势特色无缝转化为改革切入点，引动试点快速落地。张家港市乐余镇有100多位种粮大户，规模经营主体评估机制改革试点就“落户”于此，种粮大户成了设计综合评估体系的“样本池”。成功的改革，胆识和智慧缺一不可。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充满智慧的改革措施，让苏州在深化农村改革新征程中，破浪而行，勇往直前。

优化配置、精进不休破提质增效棘手题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离不开新质生产力的全面赋能。苏州祭起深化农村改革这一法宝，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不断凝聚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

——端稳“土饭碗”，激活要素潜能

今年夏收，吴江区平望镇胥老三家庭农场负责人胥爱礼格外重视粮食单产，因为镇里要给粮食种植经营主体打分，积分高低不仅决定能否优先续租土地，还影响土地租金和政府奖补，而单产就是重要评分指标。“镇里这次玩真的，承租不是一劳永逸的。”胥爱礼说。

“中国最强地级市”的光环下，苏州粮食生产一点也不含糊。苏州认为，提高“苏湖熟，天下足”的成色，必须依靠科技与改革双轮驱动，而改革端的重点，就是做好土地文章，最大限度激发存量土地增产潜能。

农业生产体系集成改革目录清单列出的15项改革目标中，有11项与土地规模经营机制直接相关，释放出苏州希冀有效提升农村土地合理集约利用水平的强烈信号。“我们希望通过改革，探索土地经营规模、土地租期、土地租金‘三个适度’，最终实现提升粮食单产。”宁春生说。

苏州寸土寸金，农村发展集成改革又把“主意”打到了闲置零散荒地身上。通过闲置土地综合整治提升，原先“大的承包户看不上，小的农户‘打破头’”的土地被平整为一块块方方正正的水稻田和“美丽菜园”，抛荒地摇身一变成了“希望田”。

——闯出“新路径”，畅通要素回流

走进昆山市张浦镇尚明甸村，随处可见科创企业和成群的年轻人。村党支部书记孔玉介绍，村里腾退闲置厂房，盘活存量建设用地，做优生产生活设施配套，这才有了如今的“乡野硅谷”，吸引越来越多的创业人才汇聚于此。

尚明甸村依靠“科创”崛起之路，揭示了苏州市委市政府对深化农村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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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计纲领——“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

质生产力顺畅流动”。

通览苏州农村发展集成改革4大目标，无论是提升集体经济发展水平，还是提升村级管理运行水平，亦或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水平，提升和美乡村建设水平，改革核心要求都在于解决机制保障和要素引动问题。

苏州认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要注重在乡村中拓展新功能、打造新空间、注入新要素，延展乡村价值边界，因地制宜打造文创、科创载体，承接周边城镇的产业和功能溢出，推动更多环境友好型产业和优质资源要素向农村转移，培育新业态，培养“新农人”，为乡村的新一轮腾飞创造条件。

一招落，满盘活。放眼苏州乡村，人才、资金正以新业态新场景的形式不断涌入，持续激活乡村巨大潜能。

——打好“组合拳”，重塑要素价值

相城区黄埭镇冯梦龙村，明代著名小说家冯梦龙故居、纪念馆与露营、民宿等新兴业态交相辉映，远近游客纷至沓来。在相城区农业农村局局长李强看来，这都归功于政府先期对村庄的整体规划、对资源的统筹盘活。

冯梦龙村的变化，源自苏州对农业农村资源要素组合优化的深层次思考— —通过对资本、土地、劳动力等要素进行统筹配置，为资金和人才入驻备好阵地，为后续发展腾出空间，放大资源、业态的倍乘效应。

要素叠拼促精彩蝶变，如今在苏州比比皆是，连点成线，织密江南鱼米乡

的锦绣画卷。

农业提质增效，不仅要赋予其更多市场价值，也要不断拓展其多种功能。“农业+休闲”“农业+旅游”“农业+生态”等一系列“农业+”项目在苏州农业板块异彩纷呈。数据被称为新生产要素，数字化则是乡村新基建。在相城区望亭镇迎湖村的金香溢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农户们只需将麦田照片上传到作物云APP，便能轻松实现作物长势情况AI分析，整个过程仅需几分钟。

浸润着创新土壤的苏州，各类要素蓬勃兴旺，新质生产力加速崛起，正在

为这座产业名城锻造出新的农业农村竞争优势。

软硬并重、内外兼修聚优势资源协同力

把农村改革引向纵深，靠零敲碎打难以奏效。苏州深挖“聚力”二字，促

进“智造之城”与“鱼米之乡”相得益彰、相辅相成，释放出全要素整体效能。

——工与农相辅相成，助推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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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工业基础、活跃的民营经济，让苏州深化农村改革有了更多的创新

路径选择。

苏州坚持智慧农业改革和农村集成改革融合推进，在提升农业科技量与完善农业生产链条方面双向发力，形成高质高效的现代农业产业新体系。

6月的吴江区， 稻田里一派繁忙景象， 一台台无人水稻插秧机正在有序行进，所经之处出现一排排整齐的秧苗。田野上行驶的无人驾驶智能机械，均由吴江区的一家国产农业机械公司研发、制造。

“做强农业产业，长远来看，还得靠技术和现代化设备。”吴江区农业农村局局长马天琦对此颇有感触。这正是“智造之城”的强硬底气和优势所在。作为全国首个开展智慧农业改革试点的城市，苏州农业产业展望的改革方向是发展都市生态农业、智慧农业，向打造全国现代农业发展的样板出发进攻。

目标定位的背后需要路径支撑。苏州思路明确：高端制造和创新能力为推进智慧农业试点试验提供了强大支撑，遍地开花的智慧农场、智慧渔场、智慧蔬菜等智慧农业生产场景又为企业提供了数不尽的试验田。苏州市委副书记黄爱军表示，要加快推进智慧农业新技术、新装备、新模式在苏州率先落地试用，探索打造智慧农业的“苏州场景”。

相辅相成，关键在于一个“融”字。工业与农业相融互促，一如姑苏“双

面绣”和谐璀璨。

——城与乡双向奔赴，迭代业态更新

一袋袋源头直采的新鲜果蔬送进城市、端上餐桌；越来越多的城里人走进田野，寻找不一样的诗与远方；一批批年轻的创客扎根乡村，把咖啡馆开在白墙黑瓦间……

“土菜进城、旅游进村、咖啡下乡”，是苏州统筹协调、系统推进农村改革举措的形象写照。集成改革，本质就是集成项目、政策、要素、力量，集中力量打破制约乡村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也包括城乡隔阂。

苏州清醒认识到，处于新阶段、坚持新理念下的乡村振兴必然是开放的，

必须有城乡两端双重资源的集合和集成。

一时间，苏州几乎所有的农村发展改革，全部指向同一个聚力点——既推动高端农产品消费市场庞大、工商金融资本活跃、企业运营管理先进、创新要素密集等四大优势“下沉”，又拉动乡村独特价值、特色资源“上行”，为“一颗果实到一杯果汁、一粒麦子到一片面包、一颗豆子到一杯咖啡”添上生动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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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在统筹城乡的语境下，苏州农村改革有了更多打开方式。苏州重点打造的50个乡村振兴示范片区，成为了深化农村改革的“热土”。苏州正在将全市1000个行政村全部纳入片区，既坚持“一盘棋”布局，也强调差异化落子，推动乡村从“分散建设”走向“集聚提升”。

依靠改革这根“无形之线”，城乡优势互补，实现“1+1>2”的联动发展效应。

——内与外同频共振，厚增发展成色

吴中区城南科技产业园由街道集体资产公司与6个涉农社区共同打造，原来是老厂房，一度闲置多年。街道通过存量盘活，对地块重新规划设计，华丽变身为高端制造产业园，全部出租后年租金在4000万元左右，将为街道和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增添强劲支撑。

发展集体经济，向来是苏南地区的拿手戏，也是改革重头戏。苏州推进集体经济转型发展、集体资产提质增效，统筹各类资源资金，创新发展思路，通过产业升级、抱团发展、强化监管“三路并进”，推动村级集体经济持续向更高质量发展。

苏州人相信，现代化的乡村，景色也一定美不胜收。苏州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聚焦基层组织、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和主导产业、主体风貌、主题文化，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组团式开展乡村建设，高质量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推动乡村振兴由“单打独斗”向“片区协同”升级，聚力绘就水平更高、内涵更全、特色更鲜明、示范引领性更强的乡村振兴现实图景。

干群一起干，美丽才翻倍。苏州创新推出美丽庭院、美丽菜园、美丽果园、健身公园和美丽村景的“四园一景”建设，设定星级户评选标准，鼓励通过线上APP自主申报，极大调动了村民热情。“文明积分制”，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文明户评比、垃圾分类、美丽庭院建设等相挂钩，激发了群众参与积极性，让美从“一时美”变为“常态美”。

苏州大地上的“三农”新变化正在发生，生动而精彩。阔步康衢、未来可期率先现代化现端倪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苏州紧扣改革总蓝图，一步

步把“路线图”变成“施工图”“实景图”，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前景愈发清晰。

——绘就鱼米之乡现代“丰”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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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吹麦浪阡陌香，又是一年夏收时。前不久，张家港市传出喜讯，常阴沙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的“扬麦34”品种以平均亩产658.4公斤，创造了江苏省江南麦区亩产新纪录，全市有望继去年之后再次实现面积、单产、总产“三增长”。

苏州“三农”向来以精致著称，进入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发展时期，正

在向着更高颜值、更高质量、更高效益快步迈进。

苏州正在按每亩最高1万元的标准，持续对农田进行改造，将苏州的农田都建成为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吨粮田”。高标准池塘、高标准蔬菜基地和美丽生态牧场建设已基本实现全覆盖，农业产业阵地得到有力夯实，鱼米之乡“筋骨”越来越强健。

如果说苏州的农业是立体多面的，那么“科技范”必将是其耀眼的一面。苏州主动投入数字化浪潮，加快将智能化农机装备与技术向农业渗透，智慧农业新场景不断涌现，“无人农场”“智慧田园”已成为苏州乡村的新热词和新风景，苏州农业正变得越来越“聪明”。

干货满满的成绩单，可触可感的现代化，勾勒出苏州现代农业的动人模样。

——诠释诗意栖居生动内涵

走进常熟市沙家浜镇华阳村，错落有致地分布着白墙黛瓦的房舍，草木依河而绿，一幕幕都是水色江南该有的模样……常熟市整体谋划、全域推开“千村美居”工程建设让老村庄彻底变了模样。

走进现在的苏州乡村，江南的“诗情画意”扑面而来。昆山千灯镇歇马桥村，“青砖小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人文乡情美引得游人如织；吴中区林渡暖村，不仅是太湖边安静质朴的村落，更是都市人触手可及的“归园田居”……乡村独特价值被重新挖掘，换来了繁华都市与幽静乡村美美与共的佳话频传。

农村“慢生活”的舒适和惬意既离不开人居环境的改善，也离不开基础设施建设和优质公共服务供给。

张家港市打破城乡学校“壁垒”，义务教育由“基本均衡”向“优质均衡”跨越，在家门口上好学校成为现实；太仓市乡村全面形成10分钟养老服务圈，日间照料中心、助餐点让老年人从“老有所养”变为“老有颐养”。村民看病上学越来越方便，道路、饮水、文化都实现了“高配”。

当城乡居民不再有明显生活品质落差“，幸福味”逐渐飘进农民生活。——打开乐业向善福气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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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村庄环境变得美丽有序，尤其是五星级酒店悦榕庄进驻后，相城区阳澄湖镇新泾村村民李金福就吃上了“旅游饭”，田园散养鸡他卖135元、有机蔬菜一斤5元；“城里人”认领的小菜园，1800元一年。他说：“依靠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我们的收入也越来越好。”

大河淌水小河满。当乡村发展越来越好，集体富裕与村民富裕转化的通道不断打通，农民收入也水涨船高。如今，放眼苏州，一幅幅靓丽的美丽乡村画卷正在加速绘就，一个个特色富民产业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壮大发展，一抹抹幸福的笑意发自肺腑地洋溢在广大农民群众脸上。

2023年，苏州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6385元，比上年增长5.9%，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789，自2015年起连续9年缩小。

幸福感不仅体现在生活富裕上，还体现在精神富足上。吴中区在所有镇、街道全面铺开“村村有戏”活动，本土文艺团队自编自导自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和文明新风，让群众在家门口尽享“文化大餐”。

不止有“戏”，还有昆曲、评弹、歌舞、小品，不断激发文化根脉的精神

价值。

一处处美丽乡村渐成乡风文明新风景，“让城市更向往的生活”，正在乡

野间徐徐展开。

太湖水阔，长江浪宽。姑苏城外涌现的农村改革新浪潮，会如何重塑这片土地，带来怎样的“新波”，怎能不令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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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管理到治理：完善内部治理模式保障高校办出特色和水平 基于北京工商大学

实践探索

徐洪

2020年10月，教育部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从国家层面明确提出“推进高校分类评价，引导不同类型高校科学定位，办出特色和水平”[1]的发展目标。北京工商大学作为北京市重点建设的多科性大学，严格落实《关于统筹推进北京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北京市属公办本科高校分类发展方案》等文件精神，按照“有效发挥资源配置和政策激励的导向作用，在分类管理、分类指导、分类支持、分类评价的基础上，逐一研究并明确市属高校办学定位，推动其在不同层次、不同学科和不同领域办出特色，争创一流”[2]的总体要求，结合办学实际，明确了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办学定位。在高校分类发展的宏观背景下，学校以“办出特色和水平”为根本目标，对如何通过完善内部治理模式保障学校高质量发展进行了有益探索。

当前，我国公办高校内部治理主要延续着科层制的组织结构形式。科层制由德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马克斯·韦伯所提出，其特征主要包括统一性、权威性、服从性、非人格化等，内设机构纵向分层、横向分工、专业分工明确，运行以责任制为基础、以权力为核心，强调遵守纪律和服从，遵循专业化、理性化和效率原则[3]。在高校分类发展的视域下，自上而下的科层制管理模式显然无法满足高校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推动高校分类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高校分类发展就是以遵从共性规律为基础把特色做鲜明，同时要着力创新发展支撑强国建设。因此，“办出特色、创新发展”是推动高校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点，更是推进学校分类发展的关键点。北京工商大学明确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定位后，多次一线调研、科学论证后提出了“商科做强、工科做精、工商融合、双轮驱动”的办学思路，进一步明晰了商科、轻工和食品为主的办学特色。办出特色需要理念为先、思路为要，创新发展需要制度支持、资源保障，学校深入落实市属高校分类发展要求过程中首当其冲面临着内部管理体制带来的难题，主要表现如下：

1 ．   领导层面引导不力，推进学校分类发展呈现松散状态。推进分类发

展是高校在较长时期内带有全局性和方向性的奋斗目标，是全体师生的精神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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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是学校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需要全校上下凝聚共识、齐心合力推进落实；但是，在推进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过程中，校内明显存在“上热、中温、下冷”的倾向。学校层面围绕分类发展的指标体系制定出台了一系列规划；但二级学院依然“我行我素”、习惯于立足本学院、本学科的角度思考问题、推进工作，甚至不认同、不理解学校提出的“商科、轻工和食品为主”的办学特色。部分教职工表现出“事不关己”的态度，未能将个体发展与学校发展、学院发展有机结合。“学校—二级学院—教职工”三级主体之间呈现松散运行关系，学校分类办学政策的“指挥棒”作用未能得到有效发挥。

2 ．   落实层面各自为政，资源投入与产出呈低效率状态。建设高水平研

究型大学“必定有一个明确的而且是生机勃勃的办学目标”，但这个目标“不可能是满足所有人所有要求”。学校需要在众多的要求下做出选择并确定哪些应优先考虑。根据分类发展指标，领导层面有的放矢进行资源分配，研究制定并推进实施相应政策，从而实现合理利用有限的资源、降低学校的发展成本。学校坚持“非均衡发展”策略，在人、财、物等资源的投入上向商科、轻工和食品学科及其所属学院倾斜，重点在于鼓励优势学科发挥集聚作用，进而培育并推进交叉学科建设；但是，二级学院的管理相对独立，各学院之间缺乏协同联动机制，各学科之间壁垒难以打破，教学科研资源无法真正实现共用共享，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资源的闲置与浪费，使得资源的投入与产出呈现出低效率状态。

3 ．   执行层面保持观望，校级政策呈“虎头蛇尾”状态。推进高校分类

发展，教职工是当之无愧的骨干力量，也是最直接的参与者、执行者。学校立足办学类型及定位，从宏观层面制定了学校分类改革发展规划，但是政策的导向性、操作性仍不够清晰。各职能部门、各学院的职责边界存在“灰色地带”，职责分工未能落实到个体层面。现行的政策缺乏相应的绩效考核、激励等配套制度保障，未能有效打通“制定—执行—考核”的闭环管理机制。职责分工不清晰、政策保障不到位，容易导致教职工只是把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视作宣传口号，未能从“主人翁”的角度去思考自身在学校分类发展全过程中处于什么角色、能发挥什么作用，缺乏创新发展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针对分类发展过程中的现实问题，学校多次召开领导班子务虚会、专家论证会专题研究，重点从体制机制层面深挖原因。虽然高校运行模式是集“科层组织”与“专业组织”特征于一身，但不可否认在实际工作中，往往是行政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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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科层组织”更具有权威性和主导性。在高等教育追求数量化、大众化发展的时期，“科层制”管理模式无疑是比较高效的管理策略。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已经处于追求质量、特色和水平的高质量发展阶段，传统的“科层制”管理模式显然已经不适应高校内部管理需求。一方面，高校内部作为一个小型社会，各二级学院、各学科之间需要分层、分类、分阶段发展，单向的“科层制”管理模式使得领导层面习惯于用同一种思路来管理，从而忽略了各个层次、各个类型二级学院的特殊性。另一方面，“科层制”管理模式属于集权式管理，办学治校的权力主要集中在学校层面，二级学院缺乏办学自主权，便无法有效发挥其内驱力。同时，由于长期习惯按部就班地遵循学校指令办事，导致二级学院普遍缺乏改革活力、主动适应性差。

从管理到治理：完善内部治理模式推进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

新公共治理是对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是应对日益复杂、多元的社会发展特征的时代产物。1995年，由众多学者专家组成的全球治理委员会发表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研究报告中，对“治理”做出如下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5]。综上所述，可以简要概括出“治理”的两大特征：一是多主体，“治理”不再是中央集权，而是权力分散；二是多维度，“治理”是互动的过程，主要通过合作、协商等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管理。北京工商大学打破了传统管理模式的束缚，充分发挥“治理”的特点与优势，分步骤完善内部治理模式，构建治理网络共同推动学校分类改革发展。

一是确立办学定位，明晰治理目标。确立共同的目标是完善学校内部治理模式的前提和基础，这个目标需要学校一定范围内的人们内心所认同，认同的人数越多，治理的程度便越高。二是下放办学权力，确立治理主体。治理的关键在于多个主体之间积极而有成效的合作，学院必须具有足够的办学权力参与学校决策、管理和监督，才能保证内部治理的有效推进。三是调整组织结构，统筹治理资源。为求达到有效治理的目标，各个主体之间必须交换资源，而交换的结果不仅取决于各个主体的资源，而且也取决于进行交换资源的平台和环境，学校通过调整组织机构，积极为资源交换提供必要的平台。

以内部治理模式护航学校分类发展的有益实践——以北京工商大学为例2023年7月，北京工商大学被正式确定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学校始终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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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晰治理目标—确立治理主体—统筹治理资源”的工作方式，逐步建立起权

责明晰、强化协同、优质高效的内部治理模式护航学校高质量发展。

1 ．   细化规划方案，为每个治理主体确定发展目标。学校严格按照分类

发展要求，制定《北京工商大学分类发展专项规划》及组织机构、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研管理、人事制度、管理体制6个专项子规划，以“1+6”规划布局贯通学校分类改革发展全过程，实现全校上下全覆盖，为各职能部门、各二级学院规划分类发展路径，为教职工指明发展方向。建立学校分类发展推进实施工作台账，纵向夯实以“1个总规划”带动“6个子规划”的发展模式，横向构建“6个子规划”协调联动的运行机制，引导校内各单位以规划为纲领，合力构建上下联动、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打破传统的观念需要学校层面给予正确的引导，学校通过新闻宣传、一线座谈等多种途径加大宣传解读力度，最大限度凝聚发展共识，增强全校师生员工和社会各界支持学校分类发展的共识和合力，为推进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创造良好的环境和舆论氛围。

2 ．   分层分类管理，为每个治理主体提供权力保障。根据《北京工商大

学分类发展专项规划》，制定并试行《北京工商大学学院（部）分类管理实施方案》，将学院（部）分成研究型、教学研究型和教学型三类进行分类管理、建设和评价，引导学院紧密围绕学校战略目标和工作重点加强内涵建设，探索特色、差异化发展新路径，实现高质量发展。同时，有序推进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由各学院依据自身的基础、优势，结合学校整体的发展定位，针对首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确定自身在学校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过程中应当充当什么角色、承担哪些任务等，稳妥推进管理重心下移，逐步下放人事、财务、资产管理权限。根据“分类管理、多劳多得、优绩优酬、总量控制、两级管理”原则，推行绩效工资改革，由二级单位自主制定发放办法并实施，充分调动二级学院（部）办学活力。

3 ．   调整组织机构，为每个治理主体搭建资源平台。为更好地帮助二级

学院整合学术资源、释放学术创新活力，学校稳步推进以学科群为基础的“学部+学院”的教学单位组织模式，力争打破学科壁垒，促进学科交叉，实现共享协同。2023年，学校成立经管学部、轻工与食品学部、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学部、人文社科学部四个学部，以学部制改革统筹推进人、财、物等资源共建共享。通过整合管理机构职能，激发管理创新活力，稳步推进以“大部+处室”的职能组织模式，逐步构建起适应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内部运行机制。同时，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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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大数据技术，优化财务支出、实现精细化成本控制，不断提升资源配置水平，通过科学调整组织结构探索实施以任务需求和建设效益为导向的资源配置和动态优化机制，为更好地整合治理资源提供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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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引领公立医院履行社会责任的实践探索

周玮、楼晶晶、胡曼君

2018年6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 《关于加强公立医院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公立医院实行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作用[1]。作为社会治理的主体之一，公立医院在现代化治理体系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坚持党的领导在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承担社会责任中的作用无可取代，这是中国式医疗现代化和中国式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政治优势所在。从理论层面来看，以党建引领的视角分析公立医院履行社会责任的路径，是对公立医院内部治理思路的拓展，有利于推动公立医院党建理论的创新；从实践层面来看，以微观视角聚焦党建引领公立医院治理的具体实践和对策，回应公立医院党建与公立医院治理如何有机融合的现实问题，可以为探索加强党建引领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提供借鉴。

1 ．现状与问题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以下简称浙大四院）是由地方政府全额投资，高校负责管理的省级综合三级甲等公立医院，2014年10月正式开业运行。截至2023年底，医院共有员工2341人，其中，在职党员869人，入党积极分子68人，党员队伍平均年龄34.5岁，86%的党员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在拥有硕士及以上学历（学位）或副高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高知人群中，党员占比达到50%，是一个学历高、结构优、富有活力的群体。

公立医院承担的社会责任涉及政府、患者、医务人员以及社会等多方主体，党组织在医院履行社会责任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2023年2月，我们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党建引领医院履行社会责任的现状和问题。问卷分别从院内和院外的角度进行设计，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经过小范围测试后确定问卷内容。发放A、B类问卷各400份，A问卷的有效回收率为91.8%，B问卷的有效回收率为81.5%。A问卷面向医院工作人员发放，总计20道题目，包括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党建引领医院履行社会责任的基本情况、党组织在其中作用发挥的评价；B问卷面向来院就诊患者及家属、医院上级主管部门、所在社区群众、第三方供应商等利益相关者发放，总计30道题目，包括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对医院履行社会责任基本情况的评价。同时，通过对医院党组织负责人、科室负责人以及党员、群众代表等进行深入访谈，了解党建引领医院履行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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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及面临的问题。通过对问卷和访谈结果的梳理发现，尽管医院履行社会责任整体评价度和群众满意度较高，但党建在推动医院履行社会责任中的作用发挥仍然存在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1 ．1  党支部参与科室决策机制不健全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开始之后，公立医院走过了一段院（站、所）长负责制[2]时期。2018年《意见》明确指出公立医院实行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这是基于新时代公立医院深化医改的需要而提出的。在院级决策层面，党委会是最高决策机构，实行党委集体领导，为民主科学决策奠定扎实基础。然而，在以科主任为第一责任人的临床科室，尚未建立完善的科室最高决策机制，很多时候科主任个人意志决定了科室和涉及科内员工利益的重要事项。党支部在参与科室发展、民主科学管理等方面缺乏有效机制，容易造成党建与业务无法融合。如何提升党组织的指导效果，保障支部在科室重要事项上有参与决策权和监督权，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基层得到有效贯彻落实，也值得关注。

1 ．2  党员先锋作用发挥缺乏有效载体

推动医院履行社会责任的过程中，没有以创新的体制机制推进党建与业务的融合发展，围绕医院学科建设、优质服务、精细化管理、公益行动等创设党员作用发挥的载体和抓手不够，党建与医院高质量发展和承担社会责任的结合不够密切，需要进一步思考如何建立具有特色且极具整合能力的党建品牌，提升党建工作的吸引力和接受程度[3]。党建载体与医院高质量发展和承担社会责任的结合不够密切，导致党组织对党员、群众的吸引力不足，参与度不高，影响医院发展和履行社会责任的效能。

1 ．3  党建引领履行社会责任缺乏长效机制

公立医院党组织对于社会责任的研究起步较晚，制度体系不够健全，没有将履行社会责任与公立医院的长远规划发展相结合。党建考核不够全面，在提供患者满意的医疗服务、打造员工满意的工作环境、建设政府和社会满意的公立医院方面党建考核的指挥棒作用发挥不足。同时，当前尚未有对公立医院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机制的要求，缺乏社会层面的监督，公立医院党组织承担环境保护、公益服务、健康普及等方面的责任，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自愿的道德义务，影响了医院履行社会责任的成效。

2 ．   创新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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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建立科务会机制

明确科务会作为党支部参与科室决策的重要形式，会议出席成员包括科主任、党支部书记、护士长、支部委员。科务会内容包括：政治理论学习，贯彻上级的决策部署，研究制定科室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制定科室预算，讨论决定新技术新项目开展、设备购置、新药和高值耗材申请、人才引进、人员晋升、评优评先、绩效考核等重要事项。涉及科内员工利益的重要事项实行科主任、党支部书记双签名制。

2 ．2  打造支部党建品牌

着力将党支部建在科上，党总支建在学科群上，筑牢党业融合的组织基础。同时，开展“党建+”品牌建设项目。党支部结合工作实际，以“一支部一品牌，一书记一项目”为抓手，开展“党建+学科建设”“党建+患者服务提升”“党建+作风效能提升”等系列党建品牌建设行动，要求每个党支部书记每年确定一项攻坚任务，并持续开展品牌建设，党委以党支部书记党建品牌擂台赛形式进行考核。通过党建品牌建设，推动支部书记带头攻坚克难，党组织引领学科建设和各项业务高质量发展。

2 ．3  建立“党员吾（五）带头”考核机制

“党员吾（五）带头”指的是党员带头亮岗服务、带头保障医疗安全、带头参加公益行动、带头控药控费、带头廉洁从医。每一项党员带头工作项目均明确党员年度目标，目标执行情况纳入党支部和党员年度评议考核。一是党员带头亮岗服务方面，在医院的各个服务窗口设置党员示范岗，党员需要佩戴党徽上岗，定期接受党建办公室的督查和满意度监测，年度考核标注为党员示范岗无投诉，群众满意度高于普通窗口。二是党员带头保障医疗安全方面，支部纪检委员作为网格监督员，协助党支部书记做好支部党员非计划再次手术、跌倒事件、药物不良反应等质量安全事件的督查。三是党员带头参加公益行动方面，要求党员每年至少参加各类公益服务活动不少于4 场，其中医院“先锋送健康”公益行动不少于1 场。四是党员带头控药控费方面，要求支部每月分析回顾支部所在科室和党员个人门诊均次药费和住院均次药费情况，要求党员控费目标达到医院年度目标要求或优于同科室普通员工控费水平。五是党员带头廉洁从医方面，对党员廉洁问题和医德医风问题实施“零容忍”，发现一起从严从重处理一起，并纳入年度考核、职称评聘等。

3 ．   实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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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党组织对医务人员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增强

科务会的有效实施，有利于保障支部在科室重要事项上有参与决策权和监督权，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推进科室工作的民主化、科学化和规范化，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基层得到有效贯彻落实，为破解组织的“上热、中温、下冷”问题打通最后一公里。同时，通过党员带头示范和考核机制，党员对自我党员身份的认同感更高，对群众的服务意识更强，对公立医院公益性的认识更深，对清廉医院建设的责任感更大。2023年医院服务窗口患者满意度结果显示，患者对党员示范窗口的服务满意度均值高出普通服务窗口近4%。2023年医疗纠纷投诉率较2022年下降14.14%。2023年医务人员退还红包86.81万元，收到锦旗191面、感谢信76封，廉洁自律蔚然成风。

3 ．2  党业融合推动医院高水平发展合力增强

通过党建载体和机制创新，将抓党建“政治任务”与抓发展“第一要务”、抓公益性“第一属性”有机融合，发挥出党委“领航”作用、党员干部“领雁”作用和党员同志“领跑”作用，党建与业务融合大力推进以技术创新为特色的高水平医院建设，推动医疗服务提质增效。以“党建+学科建设”为例，呼吸科党 支 部 围 绕 肺 癌 诊 疗 工 作 牵 头 开 展 党 建 活 动 多 学 科 会 诊（Multi-DisciplinaryTreatment，MDT）。一方面，联合心胸外科支部、信息科支部以党员带头义诊的形式持续开展肺结节免费筛查，另一方面，联合药剂科支部、临床研究中心支部等开展肺癌诊疗大数据队列研究，有力推动学科建设。2024年，呼吸科成为医院首个国家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获批浙江省肺癌精准诊疗重点实验室。

3 ．3  党建引领公立医院公益性导向更加鲜明

实施健康中国战略，要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加强公立医院主体地位，坚持政府主导、公益性主导、公立医院主导[4]。通过“党员吾（五）带头”行动，充分发挥从党委到党支部，再到党员的三级一贯到底的整体组织效能，不断提高质量和效率，严格控制就医费用增长，百姓就医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快速提升。 以落实控制患者次均门诊费用等公益性重点指标任务为例， 2023年次均门诊费用较2022年下降了3.47%，次均住院费用下降了9．26%，药占比从2022年的25.61%下降至2023年的22.27%，耗占比从16.25%下降至15.87%，极大地缓解了群众“看病贵”医改难题。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关于全国公立医院移动互联网满意度调查报告显示，医院患者满意度从2018年的88.00%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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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023年的93.34%，位居全国前列。

4 ．   讨论与建议

4 ．1  完善多方利益相互协同的运行机制

多方利益协同，打造与社会良性互动的开放性党组织，有学者也将其概括为“开放式党建”[5]。公立医院履行社会责任过程中，涉及政府、患者、员工、社会等多元利益主体。在多元主体的利益交织中，党的基层组织居间承担了利益协调的功能，比如发挥统一战线的优势和力量[6]，通过吸纳、凝聚不同利益相关和治理主体力量，促进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

4 ．2  健全社会责任履行的考核评估机制

将党建考核体系与履行社会责任要求充分融合，将公益性指标即义诊、志愿者、社区科普宣教、健康帮扶，指令性任务即政府应急保障任务、其他急难险重任务，效率指标即患者就诊均次费用、平均住院日、药占比、医疗服务占比等，质量安全指标即非计划二次手术、抗生素使用等，患者满意度即门诊住院满意度、最多跑一次指标等，医德医风指标即红包回扣、医患纠纷等皆纳入党建量化考核指标体系，引导基层党组织在“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攻难题”上持续发力，推进党建工作管理转型[7]。

4 ．3  建立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监督机制

医院信息披露是指医疗机构主动将相关信息向特定个人或组织公开，改善信息不对称问题并加强监管[8]。这种策略在国际上已经被广为采用，作为强化问责以及监管的政策工具，其发展程度已相当高[9]。一方面，从政府角度出发，建议针对公立医院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建立相关政策法规以及配套的监管措施和保障措施。利用信息化手段搭建统一的信息披露平台，建立多方参与、共享共治的信息交流载体。另一方面，从公立医院自身出发，医院党委要高度重视并强化医院信息披露制度建设，充分了解患者、职工、政府等利益相关者在信息披露方面的核心需求，以合理合规的形式进行信息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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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引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实践探索

河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宋芳

1 ．   问题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 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1］ 。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以出租、合作开发、入股经营等方式，盘活利用农村闲置宅基地、闲置房屋、“四荒地”等资源资产。可见，发展并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已经成为我国推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措施，对于全方位促进农村振兴和增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具有重大意义。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确保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中的核心地位，是实现农村集体经济壮大的关键。而为了充分发挥村党组织在集体经济发展中的领导作用，需要村党组织具备充足的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

近年来，河北省石家庄市元氏县把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作为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引领群众致富的重要途径，比较突出的南因镇仝梅吕村党支部以“壮大集体经济、实现全民富裕”为出发点，不断探索增收致富、乡村振兴的新路径。在2023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100万元，极大巩固了乡村振兴的社会经济和组织基础， 为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本文的经验材料来源于2024年1月在仝梅吕村的实地考察，主要采取了实地观察与非结构访谈两种方法进行调研，访谈对象包括仝梅吕村党支部书记、两位支部委员以及其他村民等。文章将详细介绍仝梅吕村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经验形态，总结当地村党支部如何通过强化党建引领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以及探讨这一实践经验对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启示。

2 ．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实践机制

仝梅吕村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元氏县南因镇，是一个普通农业型村庄，没有山水禀赋和红色资源等特殊优势，在籍人口2885人，常住人口1400余人，耕地面积3290×667m2，农户以种植小麦、玉米为主，年轻人多外出务工，村庄基础设施落后，村集体经济十分薄弱。2019年底，仝梅吕村在党支部的带领下创办合作社，充分发挥支部领办、村民入股、村企合作、三产融合的利益联结作用，不仅促进集体和农民双增收，而且大大提升了为民服务、保障民生的能力和实力，切实改善了农村生产生活环境，完善了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使得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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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感和幸福感不断提高。

2 ．1  “党建引领+ 书记带头”

仝梅吕村仝书记上任后意识到本村集体经济薄弱，村级党组织涣散等问题严重影响村内工作的正常展开。于是，仝书记从两个方面入手整合人员，重塑了集体意识，改变了村党组织的面貌。

解放党员思想。2020年疫情期间，村民无法出去务工，仝书记借助这个契机，开展了乡村振兴夜间学习班，组织党员和村民学习乡村振兴知识。同年，仝书记带领村内党员和部分村民到石家庄晋州市周家庄参观学习，亲身体验发展集体经济的优势，让村内党员意识到周家庄虽然是发展集体经济，但是早已不是传统的吃“大锅饭”形式，集体的作用主要是利益引导，激发农民积极性。由此，通过召开两委会，同意了在党支部的领办下大力发展村庄集体经济的决议。

约束党员行为。除了解放党员干部的思想意识，动员党员开展村庄集体经济发展建设工作，仝书记还加强对农村党员的教育管理，通过对全村党员实行量化积分管理试行方案，解决部分党员存在党性意识不强、组织纪律观念缺失、作用发挥不够充分等问题。村党支部通过建立党员积分管理台账进行跟踪动态管理，实时记录党员真实的日常表现情况，按照每月一汇总，半年一公示，每年一排名的管理策略，对党员参与党组织活动和日常行为表现依据积分进行排名定级。分别对不同等级的党员制定不同的措施，比如在学习培训、干部任用等方面给予表现优秀的党员干部优先安排或任用的待遇；对鉴定为基本合格等次的党员，乡纪委对其进行诫勉谈话；对鉴定为不合格等次的党员，按照组织程序处理。

2 ．2  “土地流转+ 统一管理”

土地是合作社发展的基础，为此，村干部做了大量的动员工作。通过对村内土地耕种情况和村民土地流转意愿做了摸底调查；发动党员发挥带头模范作用，从流转意愿强的地块入手，积极动员村民入社；然后，分片分组有重点的做村民思想动员工作；最后，村书记以个人名义做担保，全力开展土地整合工作。通过村干部4个月的努力，在第1期2020年成功召集130×667m2成方连片的土地以及21.8万元的资金入股合作社，就这样仝梅吕村的集体经济发展开始了从无到有的历程。其中村集体以集体资产入股，占比51%，村民以土地、资金等入股，占比49%，村民入社率达80%以上。从2021年开始，土地入股变为土地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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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村集体与村民签订为期3年的土地流转合同，之后每年土地经营规模呈增长趋势，截至2024年1月，合作社流转土地达2600×667m2，土地流转租金达到1000元/667m2/年，集体收入突破100万元。仝梅吕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显著的发展成果，得到了县、市有关部门极大的认可和推广。

为了将流转来的土地统一管理，及时完成耕种、播种和收割等任务，合作社成立种植项目组和农机项目组，合作社雇佣6名有种地经验的小组长专门负责土地经营管理，由小组长制定并且落实种植计划，利用奖励机制鼓励负责人用心经营，收获后根据产量进行绩效考核，从而量化报酬。农机服务项目组购买农机供合作社使用，同时租赁给村民获得租赁费，有效减少了投入成本，提高了土地收益利润，实现合作社收益最大化，土地投入最小化，公共资源有效增值增收。对集体来说，合作社通过激活现有集体资源，将资源转化为资产、资金转化为股金，形成稳定的集体增收模式，实现长期收益和持续发展的目标；通过整合土地，使得土地成方连片，可将溢出土地变作村集体产权，进一步增加集体股权。对流转土地的村民来说，他们不仅获得土地流转保底收益，而且还能分享到合作社分红收益，同时有机会在合作社获得务工报酬。村民不仅享有稳定可观的收入保障，而且实现了多渠道、多门路增收致富，建立起集体和群众收益共享的利益共同体。

2 ．3 “多方筹资+ 集体经营”

资金是合作社发展经营的关键，合作社及书记通过向银行贷款以及吸引工商资本投资等外部融资方式解决资金短缺困境，开展农地规模化经营，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形成村集体、村民与外部企业联结的利益共同体。

在合作社起步阶段，土地经营缺少生产资金，合作社缺少抵押物以及有效资产，不符合银行放贷条件，合作社发展只能采用资金入股或者利用个人信用向银行贷款的方式获得起步资金，所以合作社准许村民采取资金入股的方式加入合作社，金额为500元/股，资金入股共收到12万元供合作社使用。同年，为了提高村民便利度，5位村干部的车房抵押向农商行以6%的利息贷款50万建立集体超市，集体超市由村集体经营，收益归村集体所有。

在合作社发展阶段，随着经营规模增加，成本也随之增长，存在自有资金不足的情况。利用村干部个人信用贷款不是长久之计，所以合作社转变方法，利用外在的资源支持和村党支部的政治组织优势，吸引外部企业投资，在2020年下半年，合作社与中粮集团博远粮油公司达成为期5年的合作关系，由该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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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垫资，村集体负责经营，合作社收获后扣除农资生产成本双方五五分成，

解决了发展阶段资金不足的问题。

在合作社成熟阶段，第一产业稳定经营，二三产业初见成效，2023年集体超市、农机、种植、食品公司等共同收益使得村集体收入突破100万元，但进行农业全产业链合作开发升级还是需要大量资金支持。

2023年仝梅吕村通过与银行之间的谈判，最终选择以合作社名义向工商银行以2.9%的利息贷款50万，用于建设面粉厂和实验田，为仝梅吕村集体经济发展开拓新的平台。

2 ．   4 “产业升级+ 村民参与”

仝梅吕村支部领办合作社以农业为依托，积极扩展产业范围，大力发展二三产业，延长产业链，形成传统手工业集群，促进三产深度融合，探索产业品牌化发展，推动三产高质量发展［4］。当地劳动力积极参与，为二三产业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共促村庄集体经济发展。

仝梅吕村支部领办合作社不仅囊括农民专业合作社（元氏县鑫麦农业综合发展专业合作社），其中设有种植项目组和农机服务项目组，还囊括了食品公司（元氏县麦穗食品加工有限责任公司）、生物科技公司（河北惠恩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建筑工程公司（元氏县茂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集体超市、手工作坊以及培训中心。在2020年兴办集体超市，营业额每日可达1000余元，并将集体超市的盈利用于入股社员的分红以及改善村内公共基础建设等，辐射到周围村民，大大提升了乡村服务水平。2023年，合作社陆续建立石磨面粉厂、传统油坊、石碾小米、手工豆腐等传统加工业，重点打造绿色、健康的品牌价值。同年12月正式与石家庄绿特石磨面粉有限公司签约，实现农业全产业链合作开发升级。合作社也注重加强新时代人才建设，培育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的新型农业劳动者，为进一步激发农业新质生产力新动能做准备［5］。2023年12月，村集体培训中心正式注册为元氏县元丰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培训中心，成为一家民办非企业单位，先后承接过河北省委组织部“万人示范培训班”、四川蒙顶山合作社发展培训学院、保定市委组织部等培训班达2万余人次，分享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的经验，以知识助力乡村振兴。合作社在发展二三产业的过程中，也注重让村民参与其中，手工坊雇佣6名本村村民，集体超市雇佣3名本村村民，让村民直接参与，增加村民就业机会，实现农民就地就近就业，避免劳动力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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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5“财务管理+ 积分治理”

仝梅吕村在发展集体经济时，从两个方面将村庄制度规范化：一方面是不断完善合作社财务制度。合作社财务规范不仅是获得银行贷款的重要指标，也是获得政府评级称号以及承接项目比较重要的考量方面。银行放贷的条件之一就是合作社有3年的流水账目，政府评称号以及下放项目的标准之一就是合作社合法合规经营。随着村庄二三产业的不断发展，仝梅吕村雇佣专职会计专门负责村里的账目管理工作。目前村集体经济产业包括种植项目组、农机服务项目组、培训中心、集体超市、传统工坊，每部分都是独立核算，再由相应的负责人统一上报给专职会计进行账目管理。合作社账套设置健全，盈余比例提取合理，账目由镇里监督，有利于合作社规范化发展。另一方面，规范村民管理制度。村集体以积分制为抓手，让乡村治理从无形变有形。村民积分的项目内容分为四大类：社会治安类、公益美德类、村建设类、奖励惩罚类。村内为每户村民都制定了积分手册，实行一日一记录，一月一审核，一季一公示的村庄管理台账，激励村民自觉规范行为［6］。仝梅吕村不仅将积分制与村规民约、模范评比等传统治理方式结合起来，还与集体超市挂钩，由村集体统筹，村民可以到集体超市使用积分消费，增加了集体超市和入股村民的收益。同时，村内不定期开展积分分享活动，邀请积分高的村民分享积分心得，提高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从合作社的财务规范和村庄的积分治理两个方面入手，规范了村庄财务制度和管理制度，实现合作社规范发展，提高了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约束能力，实现精神文明与物质文化同步提升。

3 ．   仝梅吕村发展集体经济的实践经验

3 ．   1党建引领重塑意识，发挥书记带头作用

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力始终发挥核心引领作用，是发展壮大新型集体经济、领办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的核心力量［7］。村集体经济发展与基层党组织建设是相互依托的，要想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村党支部尤其是支部书记的核心领导作用不可或缺。村党支部在发展集体经济过程中展现出应有的强大感召力和凝聚力，通过党建引领、积极动员，开展村庄集体经济发展建设工作，重塑了村民集体意识，改变了党员形象，有效发挥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仝梅吕村书记是乡村社会中典型的强人、能人和富人，在仝梅吕村发展集体经济的实践中，村党支部书记通过其已有的管理经验、经济基础与社会关系网络发挥了明显的带头示范作用。可见，村党支部书记是村集体经济的直接责任人，在村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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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3 ．   2激活集体统筹功能，有效整合分散小农

长期以来，小农户农业经营中分散经营的现象一直十分突出，村集体“统”的功能和地位日益弱化，随着土地“私有化”的改变，村民的集体观念越来越淡薄，村集体在农业生产建设上的组织动员能力也随之减弱。仝梅吕村以开展党支部领办土地合作社的土地规模化经营实践为契机，鼓励小农户以土地、资金入股方式加入合作社，激活村集体统筹功能。通过将农业经济收益转化为集体利益，激发了村民的自主性，而合作社通过入股的方式把集体和农户的权、责、利联结起来，构建村集体与农户的经济利益共同体，克服了小农户“散”的困境［8］。通过有效组织和动员小农户，克服了规模经营的农地细碎化问题，形成了农业规模效应，既稳固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又有利于将成本优势转化为规模优势，实现农业现代化，践行了“统分结合”的创新经营模式。

3 ．3  建立多方合作关系，构建多元利益联结

合作社利用村党支部外在的资源支持和政治组织优势与本村村民和外来企业建立起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的合作关系。在内部，合作社通过入股分红的形式，将集体资源、资产、资本与村民的资金、技术、劳动力、土地等有效统合，形成村集体与村民个体之间股权型的利益联结，使村干部与农民之间、村集体与个体之间的互动更加密切，交往更加频繁。在外部，将外来资本、村庄集体资源、资产与农民的资金、劳动力、土地等进行有效统合，以能动的市场主体的身份参与到市场经济活动中来，与外部企业和工商资本合作，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村集体代表农户利益，与外部企业合作并按照固定比例进行利益分红，形成村集体、村民与外部企业联结的利益共同体。仝梅吕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通过与内外部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构建乡村利益共同体，合力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3 ．4  大力促进三产融合，积极扩展产业范围

仝梅吕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与其他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最大区别就是大力发展村庄二三产业。仝梅吕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将农业规模化作为第一跳板，突破一产瓶颈，积极拓宽产业范围，结合当地已有的特色工艺，因地制宜发展第二产业。借助于本村处于富硒的生态环境，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实现种销一体化，大力发展绿色化、特色化、品牌化生产经营［9］。并且为了满足本地村民的需求，大力推进第三产业发展，实现了三产融合，延长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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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农产品附加值，最大程度增加盈利空间。在发展村庄三产融合过程中，合作社积极主动的与外部企业建立利益联结，与金融机构进行互动。通过村集体的良好运作，村庄一二三产业稳步运行，实现了三产的良性循环。仝梅吕村在发展村集体经济的实践中并没有盲目发展，而是通过整合村庄现有的资源，挖掘村庄潜在的价值，因时因地因人制宜，从经济薄弱村发展到经济富强村。

3 ．5  规范村庄管理制度，提高乡村治理能力

仝梅吕村在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实践中，实现了新型集体经济发展与乡村社会治理的高度统一。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一利益联结平台，在村庄经济发展中不断强化集体自身和村民的观念，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紧密联结，使得村落社会秩序更加稳固；村级组织通过集体统筹实现对村民的统一管理，基于村庄共同发展的目标鼓励村民参与村庄事务，实现了在农业经营中重塑村庄的公共性和组织动员能力。同时以积分制度为抓手，经济职能服务于政治职能，将集体收益用于村内公共福利事业建设，例如，村庄的环境整治、土地平整、道路维护、乡村老年人福利津贴、学子帮扶等，加强了乡村组织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能力，提升了乡村治理能力。可见，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不仅仅停留在经济职能，

更重要的是以集体经济的形式实现集体治权的复归［10］。

4 ．   结语

在仝梅吕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实践中，村党支部通过领办合作社发挥经济职能，从土地、人员、资金、产业4方面把村党支部工作全面融入到合作社发展之中，加强了党支部对村庄事务的领导，将分散的小农户组织起来，巩固和加强了集体所有制，使得集体在更大范围优化配置资源，发挥了农地规模效应，促进村庄经济发展转型。以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形式发展集体经济，也使得合作社成为村集体发展村庄公共事务的组织化平台，发挥了村党支部原本的组织政治职能，在实现全体村民的经济利益最大化过程中，围绕农业经营事务实现对全体村民的动员和组织，从制度方面实现了对村庄层面的有效治理，呈现出经济发展、乡村治理效能的综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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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乡还是留城：第一代农民工的养老问题研究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杨艳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加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大批农民工涌向城市就业，为城市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随着我国老龄化问题逐渐凸显，第一代农民工同样面临着养老问题。在第一代农民工“退休”之际，其需要面对一个重要的决策：是继续留在城市享受市民待遇，还是返乡与家人团聚并在农村寻求养老支持。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指出，要深入推进县域农民工市民化，可见流动农民工“落地”对于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贺雪峰认为对第一代农民工而言，务工是手段，返乡后享受体面的生活才是目的[1]。孟亚男和莫依萍认为寻求一种更为体面和有安全感的生活是第一代农民工选择回乡的一大重要目的和动机[2]。艾慧和张曼琦认为关于第一代农民工返乡还是就地市民化养老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其定居城市的能力和意愿是关键，因为目前定居是获得城市户籍的前提[3]，而第一代农民工又深受故土难离、“叶落归根”等传统观念的影响，渴望年老之后回归故土。农民工留城还是返乡的问题本质上是劳动力流动带来的问题。第一代农民工是“叶落归根”还是实现融入城市、“落地生根”是文章要研究的主要问题。文章通过分析第一代农民工的养老现状，从个人因素、家庭因素以及社会因素三个视角分析第一代农民工返乡还是留城的影响因素，通过对影响因素的分析给出第一代农民工返乡还是留城养老的政策建议，以期提供参考。

1 ．   第一代农民工养老现状

1 ．1  难以真正融入城市

大部分第一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没有做到社会身份的改变，未能得到社会认同。虽然他们身处城市，但是在养老保障待遇上和城市居民存在较大差异。

1）第一代农民工一般在非正规企业从事劳动，工作以零工和散工为主。在城市生活的生计压力和“帮衬”家庭的重担让第一代农民工在本该养老的年龄还在城市中打工，很难在本该退休的时候在城市得到应有的养老保障。

2）第一代农民工获得的社会保障水平较低。许多第一代农民工在城市中未能加入社会保障体系，这导致他们在城市中缺乏充足的养老支持，难以真正实现安度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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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一代农民工容易受到就业歧视。由于农村城市的生活习惯不同和户籍制度障碍的存在，导致第一代农民工在城市中容易受到就业歧视，这使其对城市缺乏归属感。

4）第一代农民工在城市中缺乏稳定的住房。大部分第一代农民工依靠租房生活，缺乏稳定的住房保障，这使得他们在城市中缺乏归属感和安全感，难以在城市中实现真正的老有所养。

1 ．2  难以实现农村养老

第一代农民工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大多数希望能够“叶落归根”，在城里务工到一定年龄会选择回到家乡养老。但是，回到乡村之后其难以真正享受养老生活。

1）农村养老保障水平相对城市来说较低。在大部分农村地区，老年人的生活补贴每个月仅100余元，远不足以维系他们的日常生活，这导致第一代农民工回到乡村之后会选择继续务农保障自己的生活。但是由于小农经济的限制以及农民工不会使用现代先进科学种养技术，第一代农民工务农的收入通常不高，难以实现保障自我养老的目的。此外，在第一代农民工进城务工之前，一般会把土地流转出去，因此其返乡后会面临无地可耕的状况，导致其养老生活水平更加得不到保障。

2）聂建亮和樊荣认为家庭养老在传统的农耕社会具有较为坚实的基础[4]。但是，目前大部分农村青壮年选择离开家乡、进城务工，当第一代农民工返回家乡的时候，其子女常常外出务工，此时，第一代农民工无法在家乡实现家庭养老，面临无人可依、无人照顾的局面。

3）第一代农民工在返乡之后往往还要承担照顾孙辈的责任，未能真正享受养老生活。大部分青壮年农民工在外出务工之后会把子女留在家中，那么第一代农民工返乡之后实际上承担了帮助子女照顾孙辈的责任。

1 ．3  在城市中“退而不休”

部分第一代农民工为了生存，在本该退休的年龄选择继续留在城里务工。202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的数据显示，2018年，50岁以上的农民工仅占全部农民工人数的22.4％，而到了2022年，这个比例为29.2％，也就是说市场上几乎1/3的农民工年龄都在50岁以上。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农村养老金待遇不高，农村中老年人出于生计需要不得不进城务工。目前，参保居民养老保险的农村参保人月平均养老金待遇为170元。城乡之间的二元经济结构导致城乡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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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金待遇差距较大，这反映出农村老年人退休之后的养老生活水平未能得到

保障，导致部分第一代农民工选择在城市中“退而不休”。

2 ．   第一代农民工返乡或留城养老的影响因素

是什么因素导致第一代农民工徘徊在城市与乡村之间，进退两难呢？下面从个人因素、家庭因素、社会因素三个角度来分析影响第一代农民工返乡还是留城的因素。

2 ．1  个人因素

1）第一代农民工选择留城养老还是返乡养老，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他们的收入是否足以支撑他们在城市中生活。在长达数十年的务工生涯中，如果第一代农民工累积到了一定的资本， 那么他们就能够且有能力在城市 “扎稳脚跟” 。但是对于大多数第一代农民工来说，其在务工生涯中主要从事体力劳动，收入不稳定而且偏低，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自然而然地选择“叶落归根”“解甲归田”。

2）第一代农民工在城市中是否有住房是决定他们养老地点的重要因素。房

子是第一代农民工留城养老的安身立命之所。

3）就业的稳定性。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对于第一代农民工来说，其倾向于“活到老，干到老”，在城市中有稳定的工作对于他们来说就有了生活来源，可以提高他们留城的意愿。对于在城市中没有稳定工作的第一代农民工来说，返乡养老是更好的选择。

4）个人归属感。农民工在城市中经常受到歧视，城乡差异导致其难以融入城市，让他们有一种城市“过客”的感觉。第一代农民工倾向于在自己熟悉的地方寻找归属感。从这个角度来说，第一代农民工渴望回归故乡安度晚年。

2 ．2  家庭因素

第一代农民工返乡或留城养老的决策受家庭因素影响，家庭因素在他们的选择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具体来说，家庭因素主要包括子女状况和亲情纽带。

1）第一代农民工在进行养老决策时往往会考虑子女的情况。如果子女在城市有稳定的工作并在城市生活，第一代农民工可能更倾向于留在城市，以便与子女生活在一起，获得更多的亲情支持，且在城市生活的子女可能会为其提供更好的物质和精神关怀，第一代农民工也希望能够与子女在城市享受更便捷的医疗、教育和社会服务。相反，如果子女已经返乡或在农村有更好的发展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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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农民工可能会考虑返乡，以期与子女团聚。总体来说，第一代农民工倾

向于根据子女的需要做出返乡或留城养老的决策。

2）家庭中的亲情纽带对第一代农民工的决策也至关重要。如果第一代农民工在农村有更多的亲人或朋友，他们可能会倾向于返乡养老，享受亲人和社区的支持和关爱。家乡所带来的情感联系、文化认同和社会支持可能会成为第一代农民工返乡养老的主要动力。第一代农民工期望能在老年生活中得到更多情感滋养和精神支持，而这种情感和支持可以从其与农村亲友的情感纽带和农村传统的生活方式中获得。

2 ．3  社会因素

第一代农民工的返乡或留城养老决策往往受到城市的养老服务和社会保险等因素的影响。城市和农村在社会养老支持和服务水平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也直接影响着第一代农民工返乡或留城的选择。

1）第一代农民工返乡或留城会受到社会养老支持和服务的影响。城市有更完善的社区养老服务、医疗保障和社会支持网络，可提供针对老年人需求的各类服务，包括康复护理、心理咨询、文体活动等，能够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的生活和精神需求。这些社会支持和服务能够满足第一代农民工养老的需求，使得他们更倾向于留在城市。而在农村，第一代农民工可获得更多无形的社会支持和服务，比如亲友关怀，这可能会加强第一代农民工返乡的动力。

2）城市和农村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水平有差异。城市相对于农村拥有更完善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包括更高的养老金、更全面的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对于拥有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第一代农民工而言，其更倾向于留城养老。相比之下，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建设相对薄弱，在大部分农村地区，老年人的养老金每月只有100余元，难以维持老年人的基本生活。

3）第一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期间已经在城市中建立了紧密的社交网络，与城市居民和其他农民工形成了紧密的人际网络。其留在城市可以保持原有的社交网络，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包括经济、情感和信息上的支持。社交网络对老年人的养老生活起着重要的支持作用，能够为他们提供实质性的帮助和情感上的依靠。但是在返乡后，第一代农民工可能需要重新适应农村社会，社交网络和社会支持可能较为有限，这也成为其选择留城养老的一个考量因素。

3 ．   结论与政策建议

3 ．1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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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第一代农民工的养老现状呈现出难以融入城市无法实现真正的老有

所养。

“退而不休”的现象，其似乎掉进了城市和乡村的“裂缝”之中，进退两难。

文章从个人、家庭和社会三个角度入手，分析了影响第一代农民工选择返

乡养老还是留城养老决策的重要因素，并得出以下结论。

1）从个人因素角度来看，第一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住房条件、就业机会以及对城市是否有归属感对他们选择返乡养老还是留城养老具有重要影响。收入和住房条件直接影响着老年人在城市的生活质量，而就业机会以及对城市的归属感则影响着他们是否愿意继续留在城市生活。

2）家庭因素也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第一代农民工的养老决策往往会考虑子女的实际情况。子女在城市是否有稳定工作，加上第一代农民工对与子女团聚和亲情支持的渴望都会影响着他们的养老选择。

3）从社会角度来看，社会养老服务的覆盖程度、社会保险的保障程度以及老年人在社会中的关系网络稳固程度都对第一代农民工选择返乡养老还是留城养老的决策起到影响作用。城市和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差异对第一代农民工的养老地点选择具有直接影响。

因此，第一代农民工“退休”之后无论是返回农村还是留在城市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同时其还面临着养老难的问题。

3 ．2  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结论，从农村和城市两个角度给出以下政策建议。

3 ．2.1农村养老

对于第一代农民工返乡养老的保障方面，政府要把农民工退休制度做到实处。在未来发展中，政府应把农民退休制度作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各级人社和财税部门的监督。针对目前农村和城市的养老待遇差距，应设计更合理的农村养老制度。陆杰华等认为应出台独立的农村养老相关法律，并对农村养老进行统一规划[5]。根据农村地区的特点因地制宜地设计农村退休制度，弥合城乡养老差距。同时，要提高农村养老金发放额度，扩大保障范围，对农民缴纳农村养老保险进行补贴，从根源保障第一代农民工的养老生活水平。

1）建设多样化的农村养老服务设施，包括养老院、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或互助养老帮扶组织等，为第一代农民工提供养老护理、康复和社交活动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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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返乡之后还想创业就业的第一代农民工提供持续的经济来源和就业创

业机会。

3）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为第一代农民工提供培训和教育机会，帮助第一代农民工提升技能，以适应新农村的发展需求。

3 ．2 .2城市养老

对于第一代农民工城市养老的保障方面，要加强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确保第一代农民工在城市工作期间能够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养老金、医疗保险等各项社会保障待遇，并将这些待遇与其返乡后的养老保障进行衔接，确保权益不被削弱。同时，鼓励和支持第一代农民工参与城市养老服务的供给和管理，充分利用其经验和技能，发挥其在养老服务领域的积极作用。另外，要扩大城市养老服务设施的覆盖范围并提高质量，建设更多养老院、居家护理服务中心、日间照料中心、康复护理机构等，为第一代农民工提供多样化、高质量的养老服务选项。还应加强老年人社团和志愿者组织建设，为第一代农民工提供社交交流、义务服务和精神支持，帮助他们保持积极、健康的生活状态。可提供心理咨询和社会支持服务，关注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需求，加强对他们的情感关怀和精神慰藉，帮助其积极面对退休生活。

1）为“退而不休”的第一代农民工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高龄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常常面临着工资未支付、社保未缴纳等问题。为此，需要完善劳动就业制度，消除城市就业中的歧视现象，为其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特别是适合高龄农民工的岗位。同时，加强监管，确保高龄农民工和用人单位合法合规签订劳动合同，确保他们的权益得到保护。

2）建立农民工就业平台，为第一代农民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农民工就业平台可以提供信息发布、职业培训、职业介绍等服务，帮助高龄农民工找到合适的工作机会。同时，在这个平台上可以充分发挥第一代农民工的经验和技能优势，为他们提供适合的工作岗位，营造公平的就业环境。

3）可以通过鼓励创业、提供创业支持等措施为第一代农民工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政府可以提供相关的政策扶持和金融支持，帮助他们创办小微企业或自我就业，以扩宽其收入来源、改善其生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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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东县域枢纽经济发展调研报告

县政协经济委员会

（2024年7月5日）

合肥市是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肥东县是合肥市的卫星城，依托和服务于合肥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发展枢纽经济，既具有必然性，更具有广阔的前景。为此，根据县政协主席会议的要求，自5月份以来，由县政协经济委员会牵头，以发展肥东县域枢纽经济为主题，组织6个小组进行了专题调研。

一、肥东县在合肥全国综合性枢纽建设中有更大作为

1 ．肥东县城已同合肥市区同城化。肥东与合肥市区多年的一体化发展，实现了同市区的深度融合，在资源、交通、产业等多方面实现了共享和互补，为肥东在合肥全国性枢纽中发挥作用提供了有力支持，利用这些优势，更好地融入合肥的发展大局，发展枢纽经济有更大作为。

2 ．肥东的发展空间有潜力。肥东在土地资源、生态环境等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存量和增量上的发展空间都有潜力，且开发成本也相对较低，可以承接更多的产业、人口和资源转移，发展枢纽经济有更大作为。

3 ．肥东县可以承接合肥市区的部分枢纽功能。肥东是合肥的东部门户，可以承接合肥市区的部分枢纽功能，带动枢纽经济的发展。目前肥东的快递物流业相对较为发达。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的实施，合肥与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的经济联系愈加密切，肥东可以发挥合肥市的东大门地理优势，依托与服务合肥全国性枢纽，面向长三角、珠三角发展枢纽经济有更大作为。

4 ．肥东具有产业发展优势。肥东是全国的“百强县”，是具有产业发展优势的综合体现。近年来，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物流业、商贸业、旅游业等发展势头强劲，农业也是产粮大县和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先进县。肥东县产业基础较好，产业优势明显，在合肥全国综合性枢纽建设中发展枢纽经济会有更大作为。

二、肥东县具备发展枢纽经济的多重优势

1 ．区位节点优势：主城带动，肥东布局的综合交通枢纽节点密度高。这些节点主要是车站、机场、港口、高速公路出入口等。合肥市围绕建设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在全面推进综合交通网络建设中，加强车站、机场、港口、高速公路出入口建设，综合交通枢纽的节点布局快速向肥东、肥西、长丰延伸，其中，在肥东布局的综合交通枢纽节点布局密度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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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交通成网优势：内外通达，肥东综合交通枢纽节点的支撑能力强。肥东近年来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全县公路快速路密度由14%提升到41%，这极大地提升了区域内的交通便捷性。安徽加入长三角后，合肥市围绕建设长三角城市群副中心和合肥都市圈，带动肥东全面推进铁路、公路、航空、水运、城市轨道交通等基础设施发展，综合交通网络在肥东实现了全覆盖，己交通成网，内外通达，肥东综合交通枢纽节点的支撑能力强。

3 ．产业基础优势：工业立县，肥东县域枢纽经济发展推动力强。肥东县连续多年进入“全国百强县”，2023年工业总产值跨上千亿台阶，是县域枢纽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肥东还积极打造“新光大道”等产业集群，通过便捷的交通网络将各个产业节点连接起来，形成产业链和产业集群的协同效应，发展枢纽经济具有显著的优势和潜力。

4 ．物流通畅优势：市场广阔，肥东县域枢纽经济发展潜力大。肥东县产业发展不仅全面对接合肥，还主动面向市外、省外市场，特别是安徽加入长三角后，积极融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在合肥市与上海市政协牵线搭桥下，肥东率先兴办了上海产业园，带动肥东产业融入国内大循环、开拓国内广阔大市场。

5 ．政策协同优势：规划引领，肥东县域枢纽经济环境好。县委、县政府已注重发展县域枢纽经济，看手从规划上引领，从政策上支持，积极营造县域枢纽经济的发展环境。

三、推进肥东县域枢纽经济发展的路径

为加快肥东县域枢纽经济发展，应充分发挥要素聚散功能，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特提出以下建议：

1 ． 依托高速出口， 发展道口经济。 一要对全县发展道口经济进行整体谋划。二要加强交通道口基础设施建设。三要优化县域产业布局。四要发展道口服务与流通。五要加强区域合作与联动。

2 ．依托优势交通区位，发展物流经济。一要构建高效便捷的物流网络。二要推动流通产业的集聚和发展。三要强化流通平台建设。四要提升生产与生活“两个服务”能力。五要注重可持续发展。

3 ．依托白龙机场，发展低空经济。一要积极协同合肥市创建申报“国家低空经济产业综合示范区”。二要积极开拓更多的低空航线。三要加速发展低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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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物流服务。四要引导低空旅游的商业化运营。五要积极创造条件谋划开

展低空培训与训练服务。六要加快推进其他低空场景的应用和商业化探索。

4 ．依托合肥科技，发展智慧经济。一要充分利用合肥在科技创新方面的优势，加强数字技术在肥东的应用。二要构建数字智慧枢纽平台，推动数字经济的集聚和发展。三要加强与合肥市相关区域的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智慧枢纽经济的发展。四要注重相关人才的培养和引进，为数字智慧枢纽经济的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5 ．依托文化旅游，发展休闲经济。一要发展更多休闲体验经济业态。二要

加强文化旅游的策划与营销。三要提升文化旅游品牌影响力。

6 ．依托合肥主城，发展开放经济。一要利用东部门户吸引更多的产业发展要素。二要构建更多的开放合作平台。三要发展现代服务业。

四、加快肥东县域枢纽经济发展的若干建议

1 ．把握发展趋势，提高发展县域枢纽经济的认知。合肥的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地位正在提升，依托和服务于合肥枢纽发展县域枢纽经济前景广阔，应该把握发展趋势，抓住这个新机遇，进一步提高发展县域枢纽经济的认识，开拓县域经济发展的新领域、新赛道和深度参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新空间，为“五个强县”建设再筑新支撑。

2 ．遵循发展规律，科学研编县域枢纽经济发展规划。建议肥东县在这次专题研究的基础上，着手考虑县域枢纽经济发展规划。既要着眼于合肥主城区国家级枢纽升级和枢纽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要求，更要立于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紧扣依托和服务合肥国家级枢纽这个主线，以优化生活性和生产性“两个服务”为重点，以深化改革推动政府管理部门构建协同机制为关键，科学规划引领县域枢纽经济发展。

3 ．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融入主城能力。一要在“面上”完善交通网络。二要在“点上”加快店埠镇合肥高铁东站的扩建，增加站场规模，提升客运和货运的吞吐能力，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交通需求。三要构建和拓展“网”，加强设施网、空联网、航路网、服务网、物联网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枢纽经济企业的运行效率和服务质量。

4 ．优化要素保障，拓展县域枢纽经济发展空间。要强化要素、特别是用地保障，继续开展“亩均效益”评价，用激励与约束机制提升企业的集约用地水平，挖掘可供用地潜力，对枢纽经济类的企业加大激励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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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提供政策支持，促进县域枢纽经济高质量发展。统筹考虑需要与可能，读懂体制内公 众号整理，以激励兼约束为思路，梳理和完善己出台的相关政策，形成政策合力。要以融入和服务主城为契机，积极争取市政府的政策支持；支持行业协会发挥纽带和自律作用，吸引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县域枢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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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监督体系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基于对部分省、市属高校的调研分析

苏州城市学院 秦初蕾

监督是治理的内在要素。高校监督体系作为高校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推进学校廉政风险防控以及促进内部管理科学配置、高效运转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保障作用[1]。健全完善高校监督体系，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要求。根据对部分省、市属高校的调研情况，相关院校均围绕监督体系建设开展了一些探索，特别是立足发挥校纪委专责监督作用，协助党委强化管党治党、办学治校，总体上走出一条“以明责促履责，以监督促监管，以制度促治理”的路径。

一、高校监督体系的建构框架及现状

（一）聚焦正确的政治方向，在责任落实上打造“共同体”。各院校坚决把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遵循，围绕坚持和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推进监督体系建设，以强化党委对学校一切工作的领导和监督为出发点，细化和明确各监督主体的职责任务。1.在推动落实党内监督责任方面。主要体现在协助校党委制定主体责任清单、部署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严格向党委请示报告重要事项等方面，体现校党委统揽全局的作用；各校普遍注重抓“关键少数”，经常开展谈心谈话，与“一把手”、领导班子成员以及关键岗位人员开展廉政谈话、签订廉政责任书。部分高校还探索运用巡察“利剑”，推动校内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担起党内监督政治责任[2]。2.在推动其他监督主体履责方面。梳理高校内部权力类型及其对应主体，包括以校长为法定代表的行政权、以专家学者为主体构成的学术权、以教职工和学生为主的民主管理和监督权，呈现出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师生参与民主管理的样态[3]。 基于这一权力结构， 各院校普遍注重发挥教代会、学代会的监督作用。

（二）聚焦高校事业发展，在监督保障上寻求“公约数”。各院校充分认识到加强监督是推动学校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支持纪委聚焦主责主业，突出政治监督、做实日常监督、强化专项监督，在监督工作中强化对人员力量、工作资源、措施手段的统筹，有效促进各类监督的协调协作，形成合力。1.在政治监督方面。聚焦“两个维护”根本政治任务，结合高校特点，重点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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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加强对教育教学工作以及思想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监督，推动落地见效，确保令行禁止。2.在日常监督方面。围绕保障学校教学、科研等活动的规范实施和顺利推进，将监督融入日常管理。如，部分学校通过推行校纪检委员挂钩联系职能部门、选聘院级党组织纪检工作联络员等工作，力求横向推进校纪委“再监督”职责与职能部门主体责任一体发力，纵向实现“学校党委—学校纪委—院级党组织—院级纪检委员”上下贯通，在日常工作中强化监督。3.在专项监督方面。聚焦重点领域，选取具体“切口”，以“一项目一方案”的形式开展集中检查，特别是注重发挥各类监督的专业优势，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如，对“三公”经费、专项资金管理使用等领域开展专项监督，要求审计、财会人员参与，与学科建设与科研工作处、学术委员会就师德师风、科研经费管理使用方面的情况开展联督联促等。

（三）聚焦联动效能提升，在体制机制上破除“中梗阻”。各院校普遍注

重以制度形式固化实践中的经验做法，着力打通各类监督贯通协同中的“堵点” “断点”。一方面，通过健全完善“两个责任”清单、全面从严治党考核体系、纪检监察工作实施办法、纪检监察机构设置及权限任务、校内巡察制度、巡察

成果运用办法等有关规定，学校层面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逐步健全工作规则，工作方式日益规范；另一方面，细化完善各类监督主体具体协作事宜、流程环节等，明确“在哪些方面协作”“怎么协作”。如，苏州大学建立“1+X”联合监督机制，“1”指纪检监察专责监督，“X”指职能部门职能监督，并围绕校纪委与院级党组织的联动协作，建立联动机制，以数据共享、联合督查、专项检查、会议协商等多种方式相互借力。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思想认识还不到位，监督的主体意识有待提升。重科研轻党建、重教学轻教职工建设的现象在高校普遍存在，有的党员领导干部对“一岗双责”的理解不到位[2]。纪检部门对专责监督的协助引导推动功能认识不到位，对监督体系思考谋划不深，与其他各类监督的沟通对接还不够主动，在促进监督监管同向发力方面未能完全拓宽思路、伸开“手脚”。

（二）协助配合不够密切，监督措施和手段相对单一。高校内部各监督主体之间信息掌握不对称，因规范性要求导致彼此沟通程度不深、反馈滞后、共享不及时，有的单位缺少联动思维，没有形成“大监督”的工作格局。政治监督不够具体、办法不多、效果不强，学代会、教代会等民主监督作用发挥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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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4]。

（三）制度机制有待完善，监督的协调联动仍有堵点。高校内部各类监督贯通协调制度机制不够完备，特别是在“四项监督”统筹衔接、促进党内监督与其他各类监督贯通协同方面，相关制度尚不健全，缺乏明确的指导性意见。现行制度间关联性、配套性有待加强。部分制度规定模糊、笼统，缺乏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