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老年助餐服务的运营模式探析

近年来，中国正经历着快速的人口老龄化，规模大，且地区、城乡结构相对不平衡。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至2024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到3.1亿，占总人口的22.0%。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老年人助餐服务需求日益凸显，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2023年，民政部等11部门联合印发的《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行动方案》，提出了2025年和2026年底的工作目标，并从扩大和优化服务供给、保障服务质量、确保服务可持续、加强质量安全监控以及强化实施保障等五个方面作出工作部署。截至2023年底，全国已有18个省份在全区域实施老年助餐服务政策，其余省份也在局部区域试点推行。尽管社区助餐服务取得了积极进展，但其有效性和可持续性仍然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因此，考察当前社区老年助餐服务的现状，剖析影响助餐服务健康发展的因素，进一步讨论提升社区老年助餐服务可持续性的策略显得尤为必要。

社区老年助餐服务模式可分为政府主导型、市场驱动型、社会组织协作型和多方共建型四类

全国各地老龄化社区在发展社区助餐服务过程中，因资源禀赋、政策支持和地方实践的差异，形成了多样化的服务模式。根据主要运作主体的不同，这些模式可以分为政府主导型、市场驱动型、社会组织协作型和多方共建型四类。每种模式都有其独特的优势，同时也面临不同的挑战，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社区助餐服务的整体效果和可持续性。

政府主导型

政府主导的社区助餐模式旨在满足老年人，尤其是偏远或经济欠发达地区老年人的基本服务需求。其通常分为两种类型：全额财政补贴模式。该模式通常应用于偏远的农村地区，由政府全额补贴餐饮服务。在这种模式下，餐食通常集中准备并分发。其优势在于操作简便，能够满足独立就餐特别困难的老年人的基本就餐需求。但这种模式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如菜品单一、缺乏多样性，难以充分满足老年人的营养需求和口味偏好等。此外，由于地方财力有限，助餐服务面向的主要群体是无生活自理能力且无家人照料的老年人，送餐服务主要依赖村干部或社区志愿者。

公私合作托管模式，即政府与私营企业合作提供社区助餐服务，其中包括社区食堂和“中央厨房+助餐点”两种子模式。尽管这一模式扩大了餐饮服务覆盖面，但也可能出现市场化创新不足的问题，在维持长期服务质量和效率方面存在挑战。具体而言，社区食堂模式是地方政府在居民区内设立食堂，通过招标由餐饮公司或个人运营，并提供补贴支持，同时对老年人，特别是特殊生活困难老年人就餐人数设置相应要求。该模式能够满足老年人的个性化需求，促进居民交流，尤其适合独居和行动不便群体。但该模式成本较高，若就餐人数不足，则很难实现盈利和持续经营。“中央厨房+助餐点”模式是地方政府建设中央厨房，并在社区设立助餐点，通过招标由餐饮公司负责运营。中央厨房统一加工餐食，配送到各社区助餐点，居民可选择堂食或外带。该模式通过规模化生产保证菜品统一性，但依赖冷链运输和复热设备，适合人口密度高、需求分散的区域。其主要缺陷是难以满足居民个性化要求，当配餐点分散时，配送成本也会提高。

市场驱动型

市场驱动型主要是大型餐饮企业或快递平台利用自身优势，扩展服务范围，聚焦社区老年人就餐需求，提供适老化的助餐服务。其主要有两种模式：老年饭桌模式。一些餐馆会在大厅内预留1—2张桌子，专门作为老年饭桌。老年人到餐馆就餐可以刷老年卡消费，享受一定的就餐折扣。该模式对餐馆负担小，有助于提升餐馆声誉和吸引老年人就餐。但受益面较窄，主要适用于身体健康、消费能力较强的老年人。

平台配送模式。快餐企业和快递平台利用其网络优势，根据老年人需要提供餐食到家配送服务。具体包括两种模式：一种是企业既做餐饮又做配送，如北京某快餐企业与另外一家企业合作在社区设立门店，提供包括老年餐在内的家庭生活用品和服务，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企业能够更好地掌控整个系统，并易于与现有业务结合，但业务范围过于广泛，老年餐很难为企业带来显著利润，甚至可能成为企业的经济负担。另一种是只做配送，平台利用大数据和AI技术推荐有利于老年人健康的营养食谱，老年人通过快递平台自主下单，快递公司负责送餐上门，其优势是老年人选择多，无需建设实体助餐点，但餐食价格较高，农村和边远地区配送成本也较高。

社会组织协作型

协作型模式通过社会组织、地方政府和社区成员的合作，提供一种更具社会融合性的社区助餐方式。在这种模式下，社会组织发挥主导作用，助餐服务往往是更广泛服务的组成部分。具体有两种模式：个案服务模式，即专业社会工作者通过评估老年人需求，整合资源向老年人提供助餐服务。优势在于可以充分利用既有社工资源，满足老年人多方面需求，缺点在于难以大规模推广，对社工基础和资源条件要求较高。志愿服务模式，即通过志愿者为老年人提供助餐服务，如南京的“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志愿者通过App接单，为有需求的老年人提供包括助餐在内的各项服务。志愿者按规则储存时间，供其年老需要时提取时间、兑换服务。其优点是节约成本、促进社会互助、增强社会凝聚力、更能满足老年人的需要，但其可持续性依赖志愿者的长期稳定供给，需要健全的治理体系管理“时间银行”。

政府、企业和社会多方共建型

一些城市发展了更为复杂和互联的模式，如杭州的“智慧社区助餐系统”，整合政府监管、企业创新和社会合作的优势，创建了高效的一体化服务网络。该系统配备了一个市级监管平台，协调街道调度中心、餐饮供应商、中央厨房、合作餐厅、社区食堂、无人配送车和老年智能终端等多个实体，实现了无缝餐食配送，特别是给行动不便或居住在偏远地区的老年人，提供了更大的便利和可达性。该模式有利于最大程度整合社区助餐资源，精准满足老年人需求，但对数字化治理能力要求较高，需避免忽视特殊生活困难老年人的需求。

下表基于人口密度、老龄化率和财政自给率三维标准将社区划分为不同类型，适配不同的社区助餐服务模式，实践中需全面考虑各种因素，慎重选择合适模式。

社区助餐服务在服务定位、目标和模式等方面存在深层次问题

尽管政府大力支持且老年人普遍欢迎，许多助餐服务机构仍因收入低、成本高等问题而倒闭。在收入侧，部分老年人就餐消费能力和意愿较低。在成本侧，虽然部分社区提供场地省去房租费用，但人工成本高，特别是送餐服务成本较高，且微型助餐服务企业无法摊薄固定成本，难以实现规模效应。在政策端，地方政府大多会为社会助餐服务提供补贴，但有的地方片面追求社区助餐服务全覆盖，缺乏持续补贴，导致企业无法持续经营，甚至出现“骗补”现象，这些问题也说明社区老年助餐服务可持续性不足，在服务定位、目标和模式等方面存在一些短板。

公益性属性与营利性动机之间的矛盾。社区老年助餐服务中，政府通过限价政策、财政补贴等手段保障老年群体的普惠性就餐权益，而企业需维持正常运营成本与合理利润空间。公益性属性要求服务供给的稳定性与普惠性，而营利性动机驱动企业追求成本控制和利润最大化。这是制约社区助餐服务发展的核心障碍。

限价政策压缩利润空间，限制企业盈利能力。部分地方政府为降低老年人用餐成本，推动社区食堂发展，引导社区食堂以低于市场价一定比例的价格为老年人提供餐食服务，但扣除食材、人工、租金等成本后，社区助餐单份利润相对较低。政府限价政策虽保障了助餐服务短期的可及性，但未建立动态成本核算机制，企业长期运营承压。这导致有实力的社会资本投资意愿低，部分企业因持续亏损被迫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