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换位让你学会“他心通”——谈谈换位思考在机关稿写作中的实际运用
机关稿写作，数情况下是受命写作——领导布置“作”的任务，甚至连稿的选题主题都定好了，由擅长或负责字工作的同志来完成。
即便是“职守写作”——无需领导下指令、作安排，机关工作人员就会根据工作计划或工作需要，自觉主动地写料，这种情形也往往具有代笔的性质。也就是说，写料的同志并不是为自己写，而是帮领导写、为单位写、对受写。
这样的特点，决定了换位思考在机关稿写作中具有重要作用，是写作构思的重要一环，也是非做不可的基础工作。
换位思考，简单地说，就是站在他人的角度去思考和处理问题。这是一种思维方法，也是一种传统美德。从机关稿写作的角度看，运用好这种方法，需要着重解决3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与谁换位——“我”是法定作者，“我”是受对象，“我”是人民群
机关稿写作，与学创作、论写作、新闻写作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稿的作者为“法定作者”——依据宪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章程、规定成立，并能以自己的名义行使法定权力和担负一定职能、义务的机关、组织，或是能代表机关、组织的领导人员。这就是说，数情况下，机关稿的署名、落款和发布，要么以本单位名义，要么以本单位领导人员的名义，而不是以拟稿人的名义，除非是拟稿人自用的述职报告、发言稿、学习体会章等。如果是法定，或者说狭义，它们的作者一定是法定的。基于这样的特点，我们撰写机关稿，首先要把自己当作本单位的代言人，从本单位或本单位领导人员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着重思考他们会怎么去谋划、摆布、部署、指导和推动工作。这是第一重换位，解决的是思想源头问题，也是写作的逻辑起点问题。
写章要看对象，机关稿也不例外，其受对象，往往是特定指向、特定范围的单位以及能代表单位行使权力的特定人员，这可以看作是直接受。所以，我们拟制机关稿的时候，还要从受对象的角度去思考，特别是琢磨清楚他们对中所写工作、所写事项有什么需要或诉求，进而做到“从需求侧着眼，在供给侧发力”。这是第二重换位，解决的是思想落点问题，思想落点往往也是工作落点、行落点，是笔力的着重点。
比如，就一项工作对上作汇报，上级的关注点主要在于工作进展和成效、创新做法和经验、需要上级解决的问题和困难以及相关意见和建议；就这项工作中的有关事项与平级或不相隶属的单位作沟通，对方的关注点往往在于这件事跟我有什么关系，需要我做什么，对我有什么影响；就这项工作对下作部署，下级的关注点往往在于为什么要抓这项工作，具体要抓什么、怎么抓，哪些方面是“硬杠杠”，哪些方面我们有自主权、有大的自主权，有什么配套的支持、保障和激励政策。因为受对象的关注点不同，我们拟制稿的时候，发力点、侧重点就不一样。
两点成一线。上面两重换位思考，能够帮助我们把逻辑起点与行落点确定下来，连接成一条鲜明的主线，贯穿写作构思和稿起草的全过程、各方面。这样，思路和行笔就不容易跑偏、散乱。
从根本上说，各级机关都是为人民群服务的。虽然除了报、告、通告等种，数机关稿并不直接面向社会发布，但人民群是我们最终的服务对象，也是机关稿的间接受。我们拟制机关稿，还要站在人民群特别是对应群体的角度去思考，着重思考他们的急难愁盼是什么，他们期待什么、支持什么、反对什么。比如，教育部门的同志起草稿，就要站在学校师生的角度去思考；卫生部门的同志起草稿，就要站在医务人员和病患的角度去思考。这是第三重换位，解决拟制稿的价值取向问题，也是最终归宿问题，使前面所说的“两点成一线”形成一条有明确指向的射线。
一篇好的机关稿，应当把“我”想写想说的，与法定作者应该写应该说的、受对象和人民群希望写希望说的统一起来，融为一体，努力找到最大约数，用“同理心”绘就“同心圆”。这就是换位思考在机关稿写作中的意义所在。
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把人格分为“本我”“自我”“超我”3个层面。本我处于人格结构的最底层，受潜意识形态下的思想操控，其行为动机是先天的本能和最为原始的欲望。自我位于人格结构的中间层，它遵循现实原则，以合理的方式来满足本我的要求。超我则位于人格结构的最高层，是道德化的自我，由完美原则支配。我觉得，这与机关稿写作中的换位思考有一定的相通之处。在写作实践中，我们可以把作为生命个体的“我”看作本我，把作为职业角色的“我”看作自我，把作为法定作者的“我”看作超我。换位思考，应当完全抛弃本我，适度保留自我，努力追求超我。超我状态下的“我”，已经不是现实的我，而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无我”，是权器、平正的化身。
第二个问题：换什么位——既换角色，换角度；既换定位，换站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