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风险坚定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同时也要看到，意识形态领域仍不平静，面对的形势仍然错综复杂，面临的风险挑战依然严峻。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对此，我们要积极研判风险挑战，为维护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提供理念性、战略性的有效供给。
一、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主要风险挑战
当前，关于意识形态领域面临风险挑战，可以有不同维度的概括，我们在这里采用“四个前所未有”的基本判断。（中共中央宣传部干部局编：《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学习出版社22年版，第—3页）
第一，从国内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于关键时期，现代化正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任务之艰巨前所未有。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但机遇与挑战并存，且都有新的变化。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经济社会变革、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一些社会热点问题易发发频发。无论是民族复兴进入关键期，还是现代化进入新阶段，都意味着“发展起来以后”的矛盾和问题会不断出现。从世界现代化经验来看，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之后，会遭遇诸如政治不稳定、社会冲突等一系列现代化问题。萨缪尔P亨廷顿有句名言：“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
（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8年版，第3页）几十年来，“亨廷顿悖论”被发展中国家反复验证，“阿拉伯之春”“颜色革命”等浪潮不断涌现。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进入“风险社会”阶段、“矛盾凸显期”，社会矛盾、社会问题集中爆发。这些矛盾和问题极容易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形成对党和政府的“离心力”，对整个社会的“分化力”，一些人“千方百计利用一些热点难点问题进行炒作，煽动基层群对党委和政府的不满，挑动党群干群对立情绪，企图把人心搞乱”（《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献出版社27年版，第53页）。此外，一些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群体性事件也许不属于意识形态范畴，但是在特定条件下，它们会转化为舆情事件、意识形态事件，这给主流意识形态带
来极大的安全隐患。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利益元化”必然带来“思想观念的样性”。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深刻变革、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人们思想的独立性、选择性、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各种思想样杂陈、各种力量竞相发声已成常态。当前，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越强烈，对平、正义、民主、法治等诉求强烈，整个社会心态呈现出对现存政治制度、体制高度认同与对具体问题不满、担忧并存的基本态势，要防止后者演化为对前者的否定。总而言之，在新的历史阶段，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任务遭遇一系列新情况新挑战。
第二，从国际看，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增强国际话语权、提升国家化软实力任务之艰巨前所未有。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道路、中国理念、中国价值、中国精神的影响力、吸引力显著增强。但是，总的来说，我国还远远没有获得与大国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曾经，西方某政要攻击我们说：“Chintoyexportstelevisionsnoties（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换个角度看，这值得我们警醒。“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形象地讲，长期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就是要不断解决‘挨打’、‘挨饿’、‘挨骂’这三大问题。经过几代人不懈奋斗，前两个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挨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争取国际话语权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同上，第2页）并且，近些年，西方一些国家大对中国设限甚至极限打压。比如，针对中国国际影响力提升，美西方利用“锐实力”新话语，进一步渲染“中国威胁论”，推动西方社会对中国的战略疑虑不断上升。27年底，美国民主基金会发布《锐实力：崛起的威权主义影响》（ShrpPoer：RisinguthoritrinInfluence）的研究报告。“锐实力论”是美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塑造的新“中国威胁论”。“锐实力论”主要涉及三个要：推行主体是以中俄为代表的“威权国家”；权力行使方式主要是“对外审查、操纵和干扰”；战略意图是塑造价值观、制度认同。美西方一些势力利用这一概念，将这些年我国在参与全球治理、提升国家形象与国际影响力等方面所做的努力妖魔化，将我国在海外开展的智库和化交流合作等项目定性为“像楔子一样渗透进西方的价值观”战略举措。“锐实力论”担忧中国发展模式和中国化对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扩散。它将中国道路、中国发展模式和中国方案等视为对西方的“普世价值”、自由民主体制、“华盛顿共识”的对抗。总而言之，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没有变，有理说不出或说了传不开的现象普遍存在，我国发展优势还没有转化为话语优势仍是客观事实，尤其面对西方有针对性的设限打压，讲好中国故事、增强国际话语权、提升国家化软实力的任务之艰巨前所未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