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枫桥经验”视域下公安机关社会矛盾化解工作机制创新研究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多次提及“风险”二字，就相应风险应对作出了宏观部署。可见，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社会风险常在，它往往隐藏于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之中。矛盾与风险相互依存，互相影响，矛盾纠纷之中蕴含风险隐患，预防风险隐患需要排查矛盾纠纷。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矛盾纠纷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影响因素，矛盾纠纷化解率是衡量基层治理质效的重要指标。伴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社会矛盾纠纷不断衍生，呈现多形态多领域发展趋势，房地产、金融、劳动就业、医疗卫生等领域都存在较大风险隐患，矛盾纠纷的源头化解成为社会治理实践中不容忽视的问题。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期间，多名代表围绕矛盾纠纷源头化解提出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将“推进诉源治理、促进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列为重点督办建议。公安机关以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为主要职责，在排查社会风险隐患、从源头化解社会矛盾工作中，应当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创新社会矛盾化解工作机制，保障社会治安大局持续稳定向好。

一、价值遵循：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核心内涵与践行原则

“枫桥经验”起源于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逐渐发展形成“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经验做法。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主要矛盾逐步发生变化，“枫桥经验”随之演变为新时代“枫桥经验”，呈现出不同的时代内涵。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在党的领导下，由枫桥等地人民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化解矛盾、促进和谐、引领风尚、保障发展的一整套行之有效，且具有典型意义和示范作用的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和方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核心内涵包括党建统领、人民主体、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共建共治共享、平安和谐。实践证明，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效策略。

公安机关作为开展社会矛盾化解工作的重要力量，需要在传承经验的同时加强创新，在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上持续发力，在深刻领悟其内涵的基础上切实践行：一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聚焦重点，夯实群众工作，突出服务人民的公安属性；二是社会矛盾形式复杂多变，化解社会矛盾的方法也要推陈出新；三是深化公安工作现代化建设，推进智慧公安建设，以科技支撑社会矛盾化解工作。总之，公安机关应当在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指引下，明确职责定位，守正创新，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质效，为“平安中国”建设保驾护航。

二、实践举措：公安机关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化解社会矛盾的策略

公安机关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的指示，以公安部《关于全国公安机关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意见》为指引，锚定“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的工作目标持续发力。坚持源头治理、切实做到“矛盾不上交”，坚持以防为主、切实做到“平安不出事”，深化改革创新、切实做到“服务不缺位”。公安机关要以更新的理念，开展更实的工作，更好发挥公安职能，积极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打造社会矛盾治理新格局。

（一）党建引领，切实发挥公安机关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公安机关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其在社会矛盾化解工作中的广泛应用，要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中国共产党既是国家治理体系建构的领导者，也是治理能力提升的引领者和实践者，是实现“中国之治”的根本保证。实践证明，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新时代“枫桥经验”能够历久弥新的关键所在。公安机关在社会矛盾化解工作中，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首先，把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首位，有针对性地加强政治教育、忠诚教育，引导公安民警践行“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总要求。其次，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强化公安机关基层所队的党建引领作用，加强派出所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坚持“支部建在所上”，进一步提升派出所党支部政治功能和组织力，更好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树立典型，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最后，确保党建活动有载体、有措施，确保“三会一课”、组织生活会、谈心谈话制度等落到实处。

（二）依靠群众，切实做好新时代群众工作

公安机关开展社会矛盾化解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社会矛盾化解关乎人民群众的幸福安定、社会整体的和谐稳定，公安机关要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自治、法治、德治有机融合，统筹社会资源参与社会治理体系建设。首先，加强配备社区民警，深入开展社区工作，为社会矛盾纠纷排查提供有效助力。公安机关要通过走访慰问、警民恳谈、警民活动等多种方式密切联系群众、广泛发动群众、热情服务群众。其次，依靠群防群治力量，联合培育矛盾化解社会组织，广泛开展普法教育、风险防范知识宣传、心理健康宣讲等活动，提升群众在社会治理中的参与度。最后，有效利用网络工作平台，建立健全方便群众、畅通民意的警民沟通渠道，为社会矛盾化解工作的开展打下坚实基础。

（三）源头治理，切实做到“矛盾不上交”

注重矛盾纠纷源头治理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题中应有之义。源头治理将治理工作关口前移，从源头上做好风险排查和隐患治理，做好预案预警，通过数据治理有效解决社会安全问题，及时将矛盾风险化解在源头。公安机关要在源头治理方面充分发挥阵地优势，坚持“矛盾不上交”。首先，常态化开展社会矛盾纠纷排查工作，主动排查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各类矛盾纠纷和风险隐患，提前介入调处化解矛盾，有效预防重大恶性案件发生。其次，主动融入社会综合治理平台，拓宽源头治理渠道，采取“三所联动”“庭所衔接”“律师进所”等举措，通过“3+N”矛盾化解模式深化多元合作，多部门联动开展矛盾纠纷调处工作，形成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最后，关注重点人员及重点群体，预防极端暴力犯罪案件、重大群体性事件，有效防止“民转刑”“刑转命”案件的发生。

（四）以防为主，切实做到“平安不出事”

无论是“枫桥经验”追求的“实现捕人少、治安好”，还是新时代“枫桥经验”追求的“平安不出事”，都锚定社会长治久安这一目标，强调在社会矛盾纠纷化解中加强事前防范意识，对社会矛盾纠纷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公安机关要落实以防为主，切实做到“平安不出事”。首先，提高“一标三实”基础信息的采集率和准确率，为基层治理奠定数据基础。通过立体化信息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全面部署智慧社区警务，建设智能安防社区。其次，突出法治宣传，提升群众的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针对电信诈骗、网络赌博、“套路贷”等典型案件，大力进行普法宣传，及时开展劝阻止损工作，避免引发更大的社会风险。最后，警惕多样态社会风险，防范“黑天鹅”“灰犀牛”高风险社会事件，密切关注各类刑事案件、行政案件背后的风险隐患，及时防范风险矛盾。

（五）服务为先，切实做到“服务不缺位”

公安机关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要在社会矛盾化解工作中不断改革创新，构建服务群众的体制机制。首先，通过打造“枫桥式派出所”提升公安机关服务质量，保障公安服务窗口规范便民，方便群众办理事务。其次，紧跟大数据时代的发展步伐，依托智慧公安，通过“一网通办”方便群众、服务群众，实现让数据多跑腿、让群众少跑路、让基层多减负。最后，重视群众提出的意见建议，不断改进执法和服务质量，提升群众满意度，切实保障“服务不缺位”。

三、困境分析：公安机关社会矛盾化解工作的瓶颈与挑战

对标“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的治理目标，公安机关在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开展社会矛盾化解工作方面仍存在一定的差距，尤其是社会矛盾纠纷排查、矛盾感知研判技术、矛盾化解专业性等方面的问题较为突出，已成为制约公安机关社会矛盾化解工作质效提升的主要瓶颈。

（一）矛盾纠纷排查质效待提升

社会矛盾的源头治理需要以信息的排查掌握为基础。然而，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分布打破了原有的地域性限制，人口流动性增强。同时，城市的异质性特征决定了基层社会矛盾调解的内容和方式方法有别于乡村，这在客观上加大了公安机关排查矛盾纠纷及掌握线索的难度。

一是城市人口密度高。近年来，人口流动加剧，人们的籍贯、就业地、居住地、经常活动地常常出现分离，城镇化率持续走高。城市人口密度增加，矛盾纠纷数量也相应增加，公安机关开展排查工作的难度也随之增加。二是城市化带来的社会性和经济性。“枫桥经验”实践初期，人与人之间依托传统亲缘、地域关系极易形成“熟人社会”，公安机关排查矛盾纠纷时，可以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而城市中人与人之间更多的是基于分工协作而形成的社会性关系，同时，城市发展凸显了经济效益，导致人际关系更加复杂多变。当亲缘、地域关系被打破之后，原本在“熟人社会”易被排查出的矛盾纠纷可能会被隐藏。因此，如何排查被隐藏的社会矛盾是公安机关开展矛盾化解工作要面对的难题之一。三是城市化带来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城市活动和城市职能具有多功能和多类型的特点，社会矛盾纠纷类型也更加复杂多元。有研究发现，目前城市较为集中的十类社区纠纷中，婚姻家庭纠纷、涉法涉诉纠纷、管理服务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