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调研考察与横向交流中形式主义问题的调研报告

一、引言：形式主义之风在横向交流中的蔓延与调研必要性

在全面深化改革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跨区域、跨部门的调研考察与横向交流已成为各级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破解发展难题、汲取先进经验的重要途径。这种“取经”式互动本应成为思想碰撞的平台、经验共享的桥梁和协同攻坚的纽带，有效促进资源优化配置与工作效能提升。然而，近年来，形式主义顽疾在横向交流领域持续蔓延，不仅背离了交流初衷，更造成行政资源的巨大浪费，甚至衍生出新的官僚主义变种，严重侵蚀基层治理效能。据基层干部反映，部分单位年均组织外出考察超10次，但成果转化率不足15%；某省2023年审计报告显示，因重复考察导致的接待费用较五年前增长40%，而实质性合作项目仅增加5%。这些数据折射出形式主义已非个别现象，而是系统性、结构性问题。

为切实摸清问题症结、探寻治理良方，本报告通过实地走访12个县市区、深度访谈86名基层干部、梳理200余份交流报告及方案，结合中央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系列精神，聚焦“取经”路上的形式主义变异现象，系统剖析其表现特征、生成逻辑与深层根源，并提出具有操作性的治理对策。本次调研旨在推动横向交流回归“问题导向、实效为本”的本质属性，助力构建务实高效、协同共赢的跨区域协作新生态。

二、调研考察与横向交流中形式主义的主要表现：从“取经”到“取景”的异化轨迹

横向交流中的形式主义绝非单一现象，而是呈现出多维度、深层次的变异形态，其核心特征是将“学习”异化为“表演”，将“交流”降格为“过场”。通过本次调研，我们梳理出以下五类典型表现，揭示了形式主义在实践中的具体“众生相”。

（一）“交流”变异为“交卷”与“交差”：痕迹管理主导下的空转循环

部分单位将横向交流视为应付上级检查的“政治任务”，而非解决实际问题的契机。正如基层干部葛钰颖所言：“有的地方把‘交流’当‘交卷’，事先没有对考察主题、点位、形式进行深入考量，蜻蜓点水、走马观花，考察回来会上一讲、报告一交就抛之脑后。”调研中发现，某县为落实“学习先进”要求，组织考察团赴浙江某村学习乡村振兴经验，行程仅半天，聚焦于参观示范点和合影留念，既未深入农户访谈，也未分析产业运营逻辑。返程后仅形成3页PPT汇报，内容多为“深受启发”“值得借鉴”等套话，后续既无试点计划，也无资源对接，最终报告束之高阁。此类“交卷式”交流的本质，是将过程痕迹（如照片、简报、报告）等同于工作实绩，导致交流沦为“材料生产运动”。

更甚者，将交流异化为“交差”行为，片面追求频次与规模。房健指出：“过分强调考察交流的次数、频率，打卡式参观、重复性座谈，只满足于横向上到过了、见过了。”某市水利局2023年组织6次外出考察，主题均为“河湖治理”，但目的地高度重合（4次赴同一省份），人员重复率达70%，座谈内容雷同。干部坦言：“领导要求年内至少外出学习5次，我们只能‘拆分’主题，把一次考察包装成‘防汛专项’‘生态修复专项’等多次活动。”这种机械式“打卡”，使交流丧失针对性，沦为满足考核指标的数字游戏。

（二）跟风扎堆与观光迎送：资源错配下的集体非理性

横向交流中的形式主义常体现为盲目跟风与接待攀比，造成公共资源的系统性浪费。调研显示，38.7%的考察活动源于“上级关注某地经验”的风向，而非本地实际需求。房健描述的“跟风扎堆现象”尤为突出：某省“数字乡村”示范点一年接待考察团超200批次，高峰期日均3-4队，导致基层疲于应付。某镇干部苦笑：“我们被迫将接待室改造成‘经验展厅’，每天重复讲解词，连接待人员都背熟了‘标准答案’。”更严重的是，考察队伍规模被异化为“重视程度”标识，某县组织8人考察团赴邻县学习，实则包含6名陪同人员，仅2人负责业务对接，其余多为“保障组”，引发接待方私下抱怨：“这不是学习，是来考验接待能力的。”

与此同时，“迎来送往式”交流演变为隐形负担。王秀琴观察到：“将接待规格等同于重视程度，我方说走就走、走马观花，对接待方张口就要各类材料。”某市在干部调整后，新任领导密集组织“学习考察”，实则借机与兄弟单位建立人脉。一次考察中，考察团提出“需提供近三年所有项目台账”，导致接待单位抽调5人连续加班3天整理材料，而考察团仅用1小时翻阅，后续再无反馈。此类行为不仅消耗基层精力，更扭曲了协作本质，使横向交流异化为“人情往来”的通道。

（三）旅游观光与福利交易：公权力私用的隐蔽变种

部分横向交流已彻底背离工作属性，滑向公费旅游与利益交换的泥潭。吴皖博尖锐指出：“一些地方谋划‘旅游观光式’交流，将横向交流异化为公费旅游。”调研中，某县教育局以“考察研学基地”为名，组织20人团队赴海南，行程中80%时间用于景点游览，仅安排1场形式化座谈。更隐蔽的是“交易式”交流：葛钰颖提到“把‘交流’当‘交易’，今天你到我这里学习，明天我到你那里考察，精心设计文旅点位”。某市与邻市达成“互访协议”，双方轮流组织考察，但点位多选在景区周边，住宿标准超标，实质是变相福利。某国企干部坦言：“这种‘你来我往’成了干部福利，比工会旅游更‘合规’。”此类行为不仅浪费财政资金，更败坏政治生态，使公共交流沦为特权享受。

（四）重流程轻结果：制度空转中的协作失效

形式主义在操作层面体现为对“流程合规”的过度追求，而忽视实质结果。王秀琴精准概括：“横向交流中的形式主义，本质是‘重流程轻结果’的思维错位。”具体表现为：一是“开会即办事”，某区组织跨部门交流会，会议室坐满30人，但议题泛泛而谈，无人携带问题清单，会后无任务分解；二是“发函即尽责”，文件充斥“请知悉”“请配合”等套话，却未明确需求与目标，导致协作流于空谈；三是“建群即联动”，建立多个微信工作群，消息日均超百条，但多为通知转发，关键问题被淹没。某环保项目协调中，6个部门在群内“收到”30余次，但污染治理方案拖延半年未定。此类“流程正确、结果缺失”的操作，使横向交流陷入“会议—文件—群聊”的空转循环，不仅消耗大量人力物力，更导致跨部门协作效率低下，整体工作节奏被拖慢。

（五）伪交流：思想碰撞缺失的“形神分离”

最深层的形式主义是交流“神”的消散，仅存“形”的躯壳。吴皖博深刻剖析：“乍看阵容齐整、议程满满，但待曲终人散，留下的往往只是一摞厚厚的简报、几帧精选的照片……至于思想的碰撞、经验的深度交融，则如风过水面。”调研发现，75.3%的交流活动聚焦于“成绩展览”：接待方精心准备“样板路线”，回避真实问题；考察方缺乏追问意识，满足于表面经验。例如，某市考察团学习“老旧小区改造”，全程参观样板楼栋，却未触及资金筹措、居民矛盾等核心难题。交流内容追求“大而全”，却脱离参与者实际痛点，导致“听时激动、回去不动”。更甚者，学习方习惯“拿来主义”，某县直接复制某地“网红夜市”模式，未考虑本地消费水平，造成项目烂尾。这种“伪交流”因缺失思想交锋与问题共解，本质是形式主义在跨领域协作中的高级变种，其危害远超表面浪费，直接扼杀了创新动能。

三、形式主义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分析：从制度缺陷到认知错位的系统性症结

横向交流中的形式主义绝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本次调研通过归因分析，揭示其背后隐藏的制度性、结构性与文化性根源。

（一）制度机制缺失：审批失控与统筹缺位的土壤

制度漏洞是形式主义滋生的温床。赵菲指出：“制度机制的缺失是助长形式主义的土壤。”具体表现在三方面：

审批程序虚置：多数单位缺乏刚性审核机制。某市直部门考察申请仅需分管领导签字，无需论证必要性与方案可行性。2023年该市12个部门赴同一地区考察“智慧城市”，因无统筹协调，行程重叠率达60%，造成接待方资源挤兑。

协调机制失效：跨部门交流缺乏统一归口管理。调研显示，78.5%的县区未设立专门机构统筹考察活动，导致“政出多门”。某县2023年3月，农业局、文旅局、招商局同时赴山东考察，主题均为“乡村振兴”，但互不沟通，浪费财政资金23万元。

成果转化无约束：张涛强调：“对交流的规模、流程、成果转化等缺乏明确的标准和评估手段。”现行制度重“去”轻“回”，某省规定考察报告需在7日内提交，但未要求明确转化计划与时间节点。某县提交的20份考察报告中，仅3份提及后续行动，且无跟踪机制。这种“无压力、无顾虑”的制度环境，使交流沦为“新闻稿写好即可”的表面文章。

（二）工作作风与能力短板：惰性思维与转化困境的双重枷锁

干部作风与能力不足是形式主义的直接推手。高刚剖析：“折射出一些单位和干部在工作作风与能力建设上的短板。”

思维惰性与“拿来主义”：部分干部习惯于“复制粘贴”，缺乏深度思考。某镇学习“网格化管理”经验后，直接照搬某市表格模板，未结合本地人口结构简化流程，导致网格员负担加重、数据失真。其根源在于“满足于感性认知，缺乏抽丝剥茧的钻劲”，将经验视为“成品”而非“方法论”。

转化能力结构性缺失：占润熙指出：“部分干部缺乏结合实际触类旁通的能力。”某县引进“电商助农”模式时，未评估本地物流短板，盲目复制“直播带货”，因冷链缺失导致农产品损耗率超40%。这暴露了干部在“分解研究”与“因地制宜”上的能力断层，使“他山之石”成为“水中月”。

问题意识淡薄：事前“问题摸排”缺失是通病。调研中，仅29.8%的考察方案附带问题清单，多数干部“带着耳朵去，空着手回”。某市考察团赴深圳学习营商环境，却未梳理本地企业反映的“审批梗阻”具体案例，导致交流浮于概念，无法对接实操痛点。

（三）政绩观错位：痕迹主义与短期导向的扭曲驱动

形式主义的深层根源在于错误的政绩观。房健一针见血：“‘重痕迹、轻实效’的错位政绩观与‘懒政式跟风、粗放式统筹’的惯性思维。”

痕迹管理异化为政绩核心：在“唯材料论”导向下，考察照片、简报数量成为考核硬指标。某县将“年外出考察≥8次”纳入部门考核，导致单位竞相“包装”活动，甚至出现“一日三地”的“闪电考察”。干部坦言：“领导要看‘留痕’，我们只能重形式轻内容。”

短期行为取代长效思维：部分领导为追求“显绩”，热衷打卡“网红地区”，忽视经验适配性。党非凡警示：“盲目奔赴‘网红’地区，看到天花板容易，但找到抵达天花板的楼梯很难。”某市对标某“明星城市”打造“步行街”，未考虑本地消费能力，造成商铺空置率超50%，成为“面子工程”。

责任规避心理作祟：王秀琴揭示的“把发了函当作尽了责”现象，本质是干部以“程序正确”规避实质责任。某部门在跨区域协作中仅发送协作函，未跟进落实，事后以“已发函”推诿责任，导致项目停滞。这种“避责式”思维，使交流沦为风险转移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