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铁矿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2025年度民主生活会对照检查材料4

根据上级党组织关于召开2025年度民主生活会的统一部署和要求，本人紧扣会议主题，在会前认真学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作风建设等一系列重要论述。同时，深入参与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对照《通知》要求，系统回顾了作风建设成效与经验。本人严格按照“五个带头”的检视要求，坚持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通过群众提、自己找、上级点、互相帮等方式，广泛征求了分管领域干部职工的意见建议，并与班子成员、主要技术骨干开展了深入的谈心谈话。在此基础上，本人聚焦分管的技术工作，全面查摆自身存在的问题，深刻剖析思想根源，并明确了今后的努力方向和整改措施。现将个人对照检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对照“五个带头”查摆存在的主要问题与不足

作为一名分管技术工作的党员领导干部，我深知自身的政治能力、党性修养、群众观念和担当精神，直接关系到公司技术创新方向的正确性、技术决策的科学性以及技术队伍的战斗力。对照更高标准和要求，我深感在以下方面仍存在明显差距：

（一）在带头强化政治忠诚、提高政治能力方面

我能够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但在将高度的政治自觉转化为推动分管领域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实践上，还存在穿透力不足、敏锐性不强的问题。

一是对党的创新理论，特别是关于科技创新的战略部署，理解转化不够深入。虽然能够及时组织学习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等重大战略决策，但在结合XX铁矿作为传统资源型企业的实际，创造性地谋划技术发展路径上，思路有时不够开阔。例如，在推动公司智能化矿山建设过程中，前期更多地关注于引进成套自动化设备、上马监控系统，对于如何将这些技术投入与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优化劳动组织、培育企业自主研发能力等更深层次的战略目标进行系统性融合贯通，思考谋划不足。有时仍习惯性将技术问题“技术化”处理，未能时刻从“技术工作首先也是政治工作”的高度，去审视每一项重大技术决策是否完全符合国家关于制造强国、质量强国战略以及绿色低碳发展的宏观导向，导致部分技术项目的政治效益和社会效益挖掘不充分。

二是运用政治眼光观察和分析技术风险、产业变革的敏锐性有待加强。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我能够认识到其重要性，但对其中蕴含的政治意义和战略风险研判不足。例如，在推进关键采矿、选矿设备的进口替代和国产化研发时，初期的工作重心主要放在成本对比、性能参数和技术可行性上，对于这项工作的紧迫性，未能第一时间从维护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突破“卡脖子”技术瓶颈的政治高度来认识和部署。再如，对行业前沿技术如数字孪生、人工智能在矿业的应用，有时停留在技术跟踪层面，对其可能引发的生产方式深刻变革、带来的新型数据安全风险以及对传统技术队伍的冲击等关联性政治社会影响，缺乏前瞻性的研究和预案。

三是在推动上级科技政策具体化、精细化落地方面存在“中梗阻”。在落实国家及行业关于科技创新、绿色矿山建设的政策要求时，有时存在“上下一般粗”或“一刀切”的现象。比如，在设计公司内部科研项目激励和考核机制时，虽然制定了通用办法，但在针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工艺改进等不同类型创新活动的分类评价和差异化支持上不够精细，未能实现对技术人才和创新团队的“精准滴灌”。这反映出，在将宏观政策要求转化为激发公司内部技术创新活力的具体“施工图”过程中，我的政策执行力、创造性落实能力还有待提升。

（二）在带头固本培元、增强党性方面

我始终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坚持把政治修养摆在首位，认真学习党章党规党纪，但在党性锻炼的持续性和实践转化的自觉性上，仍有提升空间。

一是理论学习与分管工作实践的深度融合有欠缺，存在一定的“学用脱节”。能够按时参加中心组学习，坚持个人自学，但有时满足于“学过了”“知道了”，在“如何运用”上思考不深。例如，学习“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的要求，更多的是在会议和文件中传达，但在亲自组织技术部门深入研究“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在铁矿开采、选矿、资源综合利用各环节的具体实施路径、技术经济论证和阶段性目标设定上，投入的精力不足，导致战略要求与战术执行之间衔接不够紧密。

二是攻坚克难的锐气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有所弱化。回顾公司技术发展历程，在建设初期或面临重大技术攻关时，能够发扬“开荒牛”精神，身先士卒。但随着一些重点项目建成、技术体系相对稳定，潜意识里产生了“技术框架已搭好，可以按部就班推进”的想法。例如，在推进一项旨在大幅降低能耗的选矿工艺长期研发项目时，面对持续的投入、反复的试验和不确定的回报，近期的督导力度、资源协调的紧迫感较项目立项初期有所松懈，那种“咬定青山不放松”、久久为功的韧劲呈现下滑趋势。这实质上是对初心使命的坚守出现了阶段性疲劳。

三是党性修养融入日常技术管理行为的自觉性不足。能够严守纪律规矩，但在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宗旨意识，具体化为技术管理中的“以人为本”理念，做得还不够自然彻底。例如，在部署井下自动化改造、远程操控等项目时，更多考虑的是效率提升和安全保障，对于技术变革可能给一线岗位工人带来的技能转型压力、工作方式适应困难等“人的因素”，虽然有所考虑，但组织系统性培训、提供转岗支持、进行心理疏导等方面的配套措施谋划不够周全、跟进不够及时。这说明，将党性要求内化为对职工群众深厚感情和负责任的态度，仍需持续努力。

（三）在带头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方面

我深知手中的技术管理权、审批权是组织和职工赋予的，必须用于推动公司发展和造福职工。但对照更高标准，在密切联系群众、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规范用权方面尚有不足。

一是深入技术一线、联系普通技术人员的渠道和深度不够。下基层调研，多数时候是与技术部门负责人、项目组长进行座谈，听取汇报多；而与一线工程师、技术员、设备操作工进行非正式的、蹲点式的交流少，“隔着玻璃看”的情况依然存在。这导致我对一些技术决策在基层执行中遇到的实际梗阻、技术人员工作中的真实困扰和思想动态，掌握得不够鲜活、全面。在落实“四下基层”制度，到车间班组、井下现场去宣传政策、现场办公、化解技术纠纷等方面，还没有实现常态化、制度化。

二是在技术决策中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质量有待提高。在分管领域的技术论证会、项目评审会上，虽然程序上都经过了讨论，但有时由于自身在专业领域的积累，或者为了追求决策效率，可能存在“先入为主”的倾向，对其他同志提出的不同意见或保守方案，倾听的耐心不足，引导大家充分争论、碰撞思想的氛围营造不够。例如，在某项新技术选型会上，我倾向于A方案，虽然也听取了其他意见，但潜意识里希望尽快统一思想，未能激发更为充分的利弊辩论，可能无形中压制了不同声音，影响了集体智慧的最大化发挥。

三是对技术管理权力的边界意识、规范意识需时刻绷紧。在重大项目技术招标、科研经费审批等重大事项上能够严守规矩，但在一些日常的技术资源调配、小额研发费用支持上，有时存在“倾斜”思维。例如，可能会不自觉地优先支持那些以往成功率高的“明星”技术团队或攻关方向明确的项目，而对于一些探索性强、风险高但可能孕育颠覆性创新的“非主流”想法或新入职技术人员的尝试，支持力度和审批速度则相对谨慎迟缓。这种倾向，看似出于降低风险的考虑，实则是用权未能完全做到一视同仁，可能扼杀创新火花，也反映出潜意识里存在一定的“技术权威”思想。

（四）在带头干事创业、担当作为方面

面对行业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发展的迫切要求，我深知责任重大，但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主动识变应变求变方面，仍存在畏难情绪和本领恐慌。

一是政绩观有时出现偏差，存在“重显绩、轻潜绩”的倾向。更愿意推动那些立竿见影、容易出数字成果的技术改造项目（如某个环节的自动化率提升），而对于需要长期投入、基础性强、短期内难见成效的研发工作（如核心软件平台自主研发、行业基础数据库建设），虽然口头上重视，但在资源保障、考核激励上未能给予足够力度的倾斜。这与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的“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要求是不相符的。

二是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存在“知识透支”和“本领恐慌”。当前，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与矿业深度融合，新的技术概念、商业模式不断涌现。我有时感到，过去赖以成名的专业经验和知识储备正在快速折旧。在与高校、科研院所或高科技企业交流时，对方谈及工业互联网平台、算法模型、数字孪生体等，我虽然能听懂大概，但深入研究不足，难以进行深度对话和精准判断。这种状态下，在决策时有时会显得犹豫，甚至可能因了解不够而被一些华而不实的“技术包装”所迷惑，影响了决策的前瞻性和精准性。

三是斗争精神和历史主动精神在攻坚克难中体现不充分。对于技术领域长期存在的顽瘴痼疾，如部分老旧设备能耗高、安全隐患大但更新成本高昂的问题，有时倾向于采取修补补的保守方案，缺乏“啃硬骨头”、推动彻底改造的决心和魄力。在面对跨部门的技术协同难题时（如技术与生产、安全、财务部门的矛盾），有时当“和事佬”，未能旗帜鲜明地坚持技术标准和安全底线，进行有力的协调和推动。这与全会号召的“以历史主动精神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的要求存在差距。

（五）在带头坚决扛起管党治党责任方面

作为班子成员和分管领导，我承担着“一岗双责”的政治责任。但在压实分管领域全面从严治党责任、狠抓作风建设和风险防控上，仍有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