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道办事处主任2025年度民主生活会个人对照检查材料
根据区委关于召开2025年度民主生活会的统一部署和要求，我紧扣本次民主生活会主题，在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基础上，特别是围绕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的要求，通过群众提、自己找、上级点、互相帮等多种方式，广泛征求意见建议，并与班子成员深入开展谈心谈话。在此基础上，我严格对照“五个带头”方面内容，深挖思想根源，认真查摆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深刻剖析原因，明确了今后的努力方向和整改措施。现将个人对照检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存在的问题
（一）在带头强化政治忠诚、提高政治能力方面
一是政治理论学习的“穿透力”不强。虽然能够坚持参加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每月一次的集体学习和个人自学，全年完成政治理论学习笔记超过3万字，但对党的二十行届三中、四中全会提出的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的理解，存在“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情况。例如，在学习领会“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时，更多停留在字面理解和政策解读层面，如何将其与我街道以传统商贸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相结合，如何为辖区内2家规模以上科研服务企业提供精准赋能，缺乏系统性、前瞻性的思考和谋划，导致理论学习与推动街道高质量发展的实践结合不紧密，学用转化效果不彰。
二是政治判断力敏锐性不足。对一些社会上、网络上出现的错误思潮和模糊论调，虽然能够做到不信不传，但在思想深处对其现实危害性和潜在风险的认识不够深刻，缺乏“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警觉。2025年10月，在处理涉及辖区某重点项目建设引发的网络舆情时，初期将其简单定性为普通的民众利益诉求，未能第一时间从维护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的高度进行分析研判，导致应对措施不够果断，错过了最佳引导时机，虽然后续事件得到平稳解决，但反映出我个人在复杂局面下见微知著、洞察本质的政治判断力仍有欠缺。
三是贯彻上级决策部署的“颗粒度”不细。在执行上级党委、政府的决策部署时，有时存在“上下一般粗”的现象，结合街道实际进行创造性落实的力度不够。比如，在落实区委关于推进城市网格化治理精细化的工作中，我虽然牵头制定了实施方案，但在推动过程中，对于老旧小区多、人户分离现象突出的**社区和商业楼宇集中、流动人口管理难度大的**社区，未能拿出更具针对性的“一区一策”管理办法，导致全街道网格员平均上报事件处置效率虽然达到92%，但上述两个社区的处置效率仅为86%，拖了整体后腿，说明我在将宏观政策精准滴灌到“神经末梢”的环节上思考不深、用力不足。
（二）在带头固本培元、增强党性方面
一是理想信念的“总开关”拧得不紧。作为在党旗下成长起来的干部，对党的忠诚是毋庸置疑的。但随着工作阅历的增长，有时会不自觉地产生“船到码头车到站”的松懈思想，革命意志和奋斗精神有所消减。面对街道繁重的日常事务所带来的压力，有时会产生“多做多错、少做少错”的念头，习惯于用事务工作的繁忙代替党性锻炼的坚韧，导致在攻坚克难时，那股“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闯劲和锐气有所退化，共产党人应有的精神追求蒙上了一层“事务主义”的尘埃。
二是党性修养的自觉性主动性不够。在日常工作中，过多地关注经济指标、民生项目等“显性”任务的完成情况，对自身党性修养这一“隐性”工程的投入时间和精力不足。满足于按时参加组织生活，但在“吾日三省吾身”的主动性上做得不好。例如，在“三会一课”中，更多的是以领导身份作要求、提希望，而以普通党员身份把自己摆进去，进行深刻的党性分析和灵魂叩问不够，缺乏闻过则喜、动真碰硬的思想自觉，导致自我净化、自我完善的能力提升缓慢。
三是党章党规党纪的学习内化不足。对党章党规党纪的学习，有时存在“要我学”而非“我要学”的倾向，在纪律教育学习月等集中性活动中学习得多，在日常工作间隙主动钻研得少。对《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内容的学习，满足于了解“红线”在哪里，但在深层次理解其精神实质、把握其内在逻辑、并将其内化为日常行为准则方面存在差距。这直接导致在一些工作细节上，规矩意识和程序观念有所淡化，未能真正做到将纪律要求融入血脉、铸入灵魂。
（三）在带头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方面
一是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存在堵点。虽然始终告诫自己要站稳群众立场，但“坐在办公室听汇报、隔着玻璃看”的情况依然存在，深入基层一线“解剖麻雀”的频次和深度不够。2025年，我牵头推进的“**老旧小区微改造”项目，在项目规划初期，虽然召开了3次居民代表座谈会，但参会代表多为社区骨干和老党员，未能充分覆盖到青年租户、底层商户等群体的声音。导致初期方案过于侧重增加绿地和公共活动空间，而忽视了停车位严重不足这一核心痛点，方案公示后收到反对意见超过40条。这深刻说明我的群众工作方法简单，未能真正沉下去倾听“沉默的大多数”的真实心声。
二是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刚性不强。作为办事处主任，在班子决策中能够坚持末位表态，尊重班子成员意见。但在一些自认为有把握的“急难险重”任务上，有时会不自觉地流露出“意见主导”的倾向，在酝酿讨论环节，对不同意见的引导和吸纳不够充分。去年8月，在决定引入一家社会资本参与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运营模式改革的议题上，由于时间紧、任务重，我在会上对该方案的优势和必要性强调过多，对部分同志提出的运营风险和监管难题未能给予充分时间展开讨论，客观上影响了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存在搞“准一言堂”的倾向。
